一九八〇年我在做些什么？
陈冲
陈冲八.四
庐山——我恍惚看到那片雾蒙蒙的青山绿水，听到淅淅沥沥的小雨，还有哗哗的瀑布……
翻出四十多年前在那里拍的照片，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山涧、树丛、岩石旁嬉耍，我的身边经常站着个大眼睛女孩，我们有时拉着手，有时搂着肩，笑得像盛开的花朵。看上去，我们一定分享过非常欢乐的时光。她是哪个大学的学生？叫什么名字？我们都聊了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记忆如此薄情。
离开的那天，我在九江的轮船码头被影迷围得水泄不通，警察开道才终于登上了回上海的长江客轮。我注意到，有一位同是“大学生暑期艺术团”的人，一路都在默默观察着我。好像在快到上海的时候，他跟我说，其实你生活得并不好。我很震惊，没有别人会这样跟我说话。我也因此跟他交换了联络地址。
我在这里就称他为Z吧。“文革”十年停止了高考，所以当年的大学生中，有不少三十多岁的学生，Z就是这样一位高龄大学生。他和几个复旦、师大文学系的男生，常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存在主义”“意识流”那样神秘而引人入胜的话题。后来到西影厂拍《苏醒》，导演滕文骥和编剧徐庆东也经常提到“存在主义”和“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回想起来，“存在主义”的哲理——尤其是个人自由、个人责任和自我等核心概念——在当时集体主义的中国风靡一时。
Z借给我和哥哥一些书籍，其中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和泰戈尔的《飞鸟集》。这些今天的人可以随便找到的书，在一九八〇年是极其珍贵的——有新书到的日子，消息传开来，新华书店还没开门，外面就开始排长队了。Z翻开《飞鸟集》中他折过的一页，给我看“道路虽然拥挤，却是寂寞的，因为没人爱它”。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心，它为我莫名的孤独感找到了语言和画面。Z还跟我引用了一句伏尔泰书里的话，“我们必须开垦自己的园地”，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自己不可名状的欲望，原来是想“开垦自己的园地”。
《变形记》令我彻夜不眠，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它令我脑洞大开。一个很普通的早晨，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离奇、荒诞和悲哀的叙事，但是本能地认同其中的异化、疏离、内疚和孤立的感觉。
朋友不知从哪里翻找出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叫《女明星》，我差点忘了有这么回事。一九八二年二月发表的时候，作者简介写了：“陈冲，女，二十岁，电影演员，这是作者的处女作。”
几十年后重读，我仿佛看见“妹妹”趴在桌上，钢笔握得很紧，头向左边歪着。她写得非常幼稚，也缺乏文采。这一事实并不让我惊讶，那是理所应当的，但她的企图让我有些好奇，这是她本能的叙事，还是有设计的尝试？故事没有什么“情节”，女主人公“她”的外在动作是晚饭后走路去看某个神秘的“他”；路上遇到的一切，都只为了勾起“她”的思绪——“她”的“意识流”；在两站公车的路程里，她描写了“她”与周围环境、人群的异化和疏离。
当时我是外语学院的学生，主演过三部电影。为什么突然写短篇小说？之后又为什么不写了？知道这事的朋友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坐在电脑前，我半天也想不出个合乎逻辑的答案。
顺手问了一下GPT4，为什么在处女作后我几十年没有再写？它一秒钟内回给我六个可能性，并一一解释:
1.缺乏动力[……]
2.缺乏时间[……]
3.害怕失败[……]
4.写作障碍[……]
5.缺乏灵感[……]
6.个人或健康问题[……]
这个人类AI的里程碑真的挺无趣的，不过我发现它的中文进步了。
我接着说：我觉得那是我与写作的一段“庐山恋”，你懂吗？
它说：我理解您说的是您与文学之间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可以被形容为“庐山恋”……
算了，不为难它了。它没有参加过一九八〇年的“大学生暑期艺术团”……
不久前，我偶尔看到英国诗人W.H.奥登的话：“卡夫卡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庐山湿漉漉的山水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们曾经如此需要文学，如此热衷地谈论过文学。
那个时期，我们家是一盘散沙，父母在美国进修，我常出外景、参加社会活动或在外院上课，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也许姥姥感到自己作为唯一家长的重任，对我和哥哥管头管脚，但我们年轻气盛，把她的话全当耳边风。偶尔，姥姥的朋友来家里时会问到陈川陈冲，她就叫我们去陪客人坐坐，我们只好去应付一下，聊两句。
我那只价值连城的白玉手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下来的。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姥姥坐在书桌旁抽着香烟，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发上，茶杯冒着热气。我们寒暄了些什么？完全忘了。老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给我看，说，这只手镯四百年老了，你到美国留学实在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卖掉。姥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好像这件礼物并不比一块火腿或一支钢笔更贵重，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好几十年以后，我才会留意到它的美与独特——椭圆的形状有一点点方，神秘的颜色随光线变换，雕刻的双龙戏珠精致而抽象。我到美国后搬了许多次家，马马虎虎丢失了很多东西，有些也是很珍贵的，比方史家祖上传下来的铜镜、外公从捷克带回来的水晶烟灰缸、景泰蓝的百花奖奖杯，而这只手镯倒是幸存下来了。
我仿佛能看见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逆光坐着，但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脸。姥姥认识不少有名望的文人，年轻时跟沈从文、巴金都有交往，她曾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记得他们来过家里。
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呢？哥哥说，我觉着是蔡上国，他有时来会来找姥姥讲章（聊天）。我问，除了他还有什么老人可能送这样的古董？他说，要么是程十发，他送给我一张他的画，我觉着画得噶戆（很傻）的，要它做啥，后来也不晓得被啥人拿去了。程十发不是姥姥的旧友，他先认识的是哥哥。哥哥有个叫王青的画画朋友，住在程十发隔壁，有时候他去找王青，家里没人，就坐在程家等，这样几次就熟悉了。我说，那天姥姥房间里的肯定不是他。哥哥说，程十发出身比较清贫，不太像会做这种事的人；蔡上国出身在富贵人家，这种东西大概没那么稀奇，应该是他送的。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只手镯的来历。
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物件的金钱价值都很无知和麻木。我们当然知道大饼油条、菠菜、带鱼的价格，也体会过没钱买东西吃的难受，但那是具体的生活。手镯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
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挣钱，是为了送给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纽约时穿。那时他刚刚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术系教书，工资很低，从我开始办理留学手续，他就开始画连环画挣钱，然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当时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几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在我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时候，他交给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跟我说，这是貂皮大衣，纽约的冬天比上海要冷得多。我抱怨，这么大一包，怎么装啊？我又要重新理箱子。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这件大衣到今天还油亮松软，四十多年了，跟新的一样。他说，我在交大有个学生是从东北来的，他家里精通皮草，从当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带到上海，我再去南京路的“第一西比利亚”去订制的。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大衣上费了那么多心思。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3年第7期）
美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