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上的帕瓦罗蒂
这个曾经气壮如牛的病人像牛一样大口喘气，咕噜着。一个瓶子在床头柜上晃起来。他的手曾经多么结实有力呐，现在像朽掉的葱条那样垂着。他倾力举起一只，试图揪掉蒙在他脸上的透明氧气罩。两个护士按住了他的肩膀，他的这部分依然结实有力，她们在他的胳膊里注射了一支针水。他慢慢安静了。
睡了半小时，恢复了原来那种洪亮的声音。“上哪去？”他说的是北方话。他说话几乎是吼，七十年来都是如此，这是他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那时候必须吼，世界乱哄哄的，沧海横流，各种爆炸声喇叭声不绝于耳，不吼就没人知道你的存在。行军、战斗、开会、发言、吃饭……他吼个不停。他就在自己的吼声中认识了她。过来！晴天霹雳般的一声吼。她低着头走过来，首长好！像个桃。他们相当般配，他吼，她尖叫。他们吼叫尖叫着结了婚，婚礼上，大家吼了半夜。此后开始过日子，吼叫从来没有停过。她声嘶力竭地大吼着生下了三个孩子，现在一个都不在身边：一个在美国留学；一个在电话里吼，“我要考试！”；一个是聋子，什么也听不见。
她又被他的吼吓了一跳。他的吼在这一生中总是突如其来。她一生都在努力琢磨，却没法确定他何时会吼。他不吼就太安静了，家里就像停尸房，她害怕。他会对着一碗粥吼，对着酱油瓶子吼，对着窗子吼，对着伞吼……在医院里大吼比较自然，因为吼个不休的大有人在。可还是时时吓到她，她被吓得身体瘦小而胆大。“你莫吼，有话么好好说”，她尖叫着，像一只春天的，正在天空上拉屎的海燕。
护士被这剪断的、破碎的男高音惊动，冲进房间来，怎么了，您老怎么了？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护士是个“90后”的年轻人，声音小得就像一把扇子。她以为他得了阵发性耳聋，大吼起来，你怎么了？听得见吗？他吼道：拿纸来！拿纸来！
他是个大胖子，肚子高挺在他的头部。
她劝护士出去，没事没事，我老公就是个高音喇叭。你知不知道帕瓦罗蒂？
帕瓦罗蒂在冰箱里面啃一只冰淇淋，一声不吭，他在保养自己的嗓子，他明天要去意大利广场唱歌，三万人出席。
他含混不清地吼着，拿纸来，拿纸来，我叫你拿纸来！她赶紧扯下几张卷筒卫生纸递给他。他一把把扯碎了。他身体有气无力，音量却毫无衰减，这种病例引起了医院的高度重视，派了三个大夫研究他。他们发现他的声带上有一条金光大道，而普通人的声带都是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或者花园，像厨房里的研磨之声。他们正在赶着写论文。吼声传到楼道上，惹得其它病房的人走来听，他们听得很仔细，争论着他是不是帕瓦罗蒂。一个说，不像，这个声音伤耳朵。另一个说，肚子像他。他吼起来，我不是意大利的帕瓦罗蒂。我就是帕瓦罗蒂！他们点点头，走了。
“你想我死呵！”“我要揩脸！”她这才明白他要的是洗脸毛巾，赶紧去卫生间取下来，开了龙头浇上水，拧干，走回来为他揩脸。她的手抖着，患着帕金森病。她长得像一只刺猬，而他长得像一位卡车司机。
她想过他出了车祸。想象她如何一个人孤独地睡觉，一个人悲伤地看电视，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她想在他死后搬到海边去，她知道那里有很多空房子，她在报纸上读到的。大海离这里很远，简直是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的距离。
她嫁给他是完成一个任务。她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到底，她发过誓。
他慢慢好了起来。出院的时候，吼着，你是不是盼望着我死啊。开个玩笑，哈哈大笑。
你说什么呢！她一边尖叫一边挽着他去办出院手续。
“玉珍，往这边走!”他突然吼起来。她是那种“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的人，她尖叫起来，就像一把铲子在铁锅上刮那种声音，帕瓦罗蒂经常揶揄她是锅铲，她尖叫着：“老王，你的口罩掉了！”
呼 噜
那时候单位出差，都是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有时候还要睡通铺，十来个人睡一张很长的床，屁股对着屁股，头挨着头。大家都习惯了，那时候世界上的旅馆很少，大家也很少出差。出差是相当光荣的事，得表现好，小跑，胁肩谄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些动作都要熟练。一个单位的人，彼此熟悉，穿什么颜色的短裤，什么型号的内衣，男同志彼此是知道的，女同志也是彼此了解的，就是谁打呼噜，大家也是知道的。出差在外，谁和那个打呼噜的同志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难题，领队的乱配鸳鸯，大家不服，就私下抽签决定。有一次，轮到我和老辜同住一个房间。
老辜是个斯文之辈，面皮白净，戴着眼镜，一级科员。经常看见他坐在桌子前面，歪着脑袋拨弄算盘，有人进去报账，就抬头笑笑，无论谁，都是那副笑脸，像个不谙世故的小青年，其实他已经四十六了，还没有结婚。他不是讨嫌之人。有人背后说他醒着是人，睡着了是鬼，他打的呼噜太可怕了。我没和他同住过，不以为然。他拎起帆布包，很高兴与我同住。“我是倒头就睡的，放心吧。” 我们住的是两人间，一前一后进了房间。他的帆布包里装着毛巾、肥皂、钢笔、笔记本、学习材料。开了一天会，时间不早了，他去走廊上搞个人卫生（那时候旅馆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厕所是公共的。每个房间里有一个搪瓷脸盆，供旅客去走廊上的水池那里取水洗脸，热水则用篾子套着的热水瓶装着，成一排放在旁边，可以自取）。他做这一套非常认真，先擦脸，在毛巾上抹些胰子（一种土黄色用骨头制成的肥皂），取下眼镜，把鼻头、眼眶、脖子都擦个遍，还清洗了鼻孔。然后他将剩水抬回房间，坐在床沿上，褪去有点发硬的袜子，将那双白生生的瘦脚放进脸盆里浸泡，搓洗，最后用毛巾擦干水迹。他的袜子没有味道，令人放心。当他脱了衣服穿着短裤和汗衫钻进被窝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干净纯洁的人，怎么会打那种呼噜呢？那个传说有点恶意。
熄灯之后，房间安静，黑暗像外祖母一样怀抱着一切。那时候，七十年代末期，世界很原始，汽车少得就像山岗上的马鹿，月亮花朵都是安静的。一条清江就在旅馆外面，白天都看得见里面的鱼，它们晃着尾巴，就像是在大街中央漫步。
我还没有怎么睡着，他就开始响起来，像是一台收音机自动打开了，肆无忌惮地收听、调试各种波段，这个波段放一截，那个波段放一截。先是像一种哮喘发作的风在穿越隧道，越来越近，突然停住，高起八度，变成了一头野生动物嘶哑着嗓子的哀嚎。然后，“某某电台现在报道新闻”，不是说话，他发出了那个神秘波段永不散去的噪音。各种旋律此起彼伏，《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我们走在大路上》、被五花大绑押在案板上的公猪、黑胶唱片上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命运交响曲》，踢门声、拷打声、撕啮声、叫唤声、小夜曲、长号，时而高音，时而低音，时而如哨子，时而“唵嘛呢叭咪吽”，时而闷雷，时而狮子，时而泥石流，时而狼嚎，时而乌啼，时而咯痰，时而刺耳，时而悦耳，时而愤怒、暴戾，疯癫癫的，毫无理性，像一头被捆住的母猪龙，关在猪圈里被砍去鼻子眼睛发出的惨烈叫声。发疯的鲜血一边奔跑一边呐喊，他要喊多响就喊多响，根本不征求我的同意。时而又轻快如阵雨，如春天的小溪，这种转折真是神来之笔……下一段要播放什么，完全自由任性，只是出乎意料，意想不到，令我啧啧称奇。我躺在隔壁的单人床上，用被子捂着头，这被子臭烘烘的。七十年代还没有洗衣机，所以旅馆的被子很少洗，一个星期洗一次，用搓板搓，然后晾在旅馆楼下的院子里。那个乐团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试图找出一个旋律，然后顺着这个旋律入睡，根本就找不到。他就是一个大巫师，正在施法招魂，喃喃自语，享受着胡说八道的自由，每个调子都不同凡响，都是独创。我被他的鼾声吸引住了，干脆起来披上衣服坐着听。我担心他口渴，还把水倒在搪瓷口缸里，捧着他的头让他喝了几口，他睁开眼睛，说了声谢谢，表情就像正在指挥一场五小时交响曲的大指挥家，卡拉扬或梅塔。他用手揩了揩嘴角，然后一头倒下，坠回梦中，继续他的鼾声。我开了灯看着他睡，他的睡相相当可爱，像山羊，翘着几根黑亮的胡须，又像一头黑猪竖着寒毛在大海边尖叫着奔跑。我觉得这样的交响曲一个人独自欣赏未免也太自私了，就走出去一个一个房间地敲门，邀请同事们一起来听。他们都没有睡着，这支交响曲早已穿墙越壁，进入了每个房间，只是由于不在现场，在隔壁听就像一把迷迷糊糊的电锯，把每个人的耳朵都锯得七零八落，每个人都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我说，还睡什么睡呵，带上耳朵去我房间听吧。大家就穿着短裤汗衫一一到我房间里来了。女同事们也睡不着，也想过来，她们说，我们穿穿衣服就来。反正醒着也没事，走，去把这个声音灭了！大家坐在我的床上，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把他剩下的水都喝光了。他笑眯眯地像一具尸体躺着，与白日里那个谨小慎微的人完全是两个人，白天的那个是他的面具，这个才是真身，一位大师。我们跪在地上，幸福而深情地围着他，就像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第一排，现在他的鼾声已经进入化境，“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有人把会议上用的录音机搬来，按下了录音按钮。
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义愤填膺，抓住我们中间的一个，那位体重九十公斤的张副科长，三下五下就扭下了他的头，鼾声培植起来力量可真大，他的力气大得像一头棕熊。老张像犀牛那样惨叫了几声，然后噗通，像堵墙倒在地上，头颅像失去了脸的面具滚到一边。他舔舔手掌上的血，直到它干干净净。然后取下他自己的头，安在张科长的身子上，居然严丝合缝，看上去就是他自己。他爬起来回到床上躺下，拉拉被窝角，裹严身子，继续打起鼾来。我们依依不舍，围着他一直听到天亮，才各自回自己房间，争取在八点的会议开始前能够入睡两小时。但是谁也睡不着，大家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都在房间里等着会议开始。
他终于悄无声息，安静了十分钟，醒了，躺在被窝里，天真无邪的眼睛在枕头上眨巴着，像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老张还躺在他的鞋子旁边，他穿好鞋子，一双七十年代流行的帆布面胶鞋，将他自己的尸体踢开些，走了出去。在餐厅里，我悄悄地告诉他，“你打了一夜呼噜，还杀了一个人，搞得我一夜都睡不着。”“是吗？我从来不打呼噜，我老婆说的，我更不可能杀人了！我和他无冤无仇，杀他干什么？何况他还是个科长呢，我敢吗？”也对，我就请同事将录音机抱来，向餐厅服务员借来插线板，插上插头，马上放给他听。一头猪在叫唤，整个餐厅都惊动了，其它单位的人都扭头朝我们这边看。听见了吗？这都是你打鼾的声音！这是老张临死前的惨叫！他矢口否认，“是我的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见过？是哪个乐团？这不是我！我怎么有得起这种声音哪！你听嘛，你听嘛！我的声音是这种，乌鲁白勒……他笑着发出来一串像是沼泽上的气泡的响声，与录音机里的歇斯底里毫无共同之处。“你是栽赃陷害。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很气愤，就把昨晚出席这场音乐会的那八位听众，包括后来进来的女同事都叫来，他们纷纷放下碗筷，走过来作证，“就是你的鼾声嘛，就是嘛！”
他低头拌着一碗阳春面，往里面加点胡椒，把瓶子放正，“别冤枉我”。斩钉截铁。
坚决不承认。我们八位决心已下，一定要让这件事水落石出。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当着他的面模仿他的鼾声。我说，预备……起！我们即刻就进入白日梦状态，八个人模仿一个人的鼾声，相当于一支乐队了。我们各司其位，模仿了他的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前音、舌面后音、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清音、浊音、不送气、送气……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开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会议上听到的声音原原本本，惟妙惟肖地、逼真地带回去，半点折扣都不能打。我们都是开会的老手，模仿一只麦克风里传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模仿鼾声有点困难，这家伙自己就是一支布鲁斯乐队，鼾声相当即兴，完全没有主旋律。一个人的声音根本无法穷尽他的声部，但我们是八个人，一个人至少可以担任两个声部，还绰绰有余了。就是从齿缝里溢出来的小爆破音我们也没有放过，应该说与录音机录下的一致，比它更加完美，连磁带上固有的影响保真度（评价一个电声系统是否达到高保真，要看该系统是否能逼真地重放现场的声音和音乐）的摩擦导致的谐波失真；信号噪声比、互调失真；相位失真……这些录音机必然产生的缺陷都不存在了。他睡了七个小时，我们就模仿了七个小时，从他入睡到他醒来。我们取消了今天的会议专门来对付他，一定要让他坦白交代打鼾的罪行。七小时后，我们完成了这场堪称伟大的模仿，“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无一遗漏，准确到位。就是杀人那场戏，我们也照演不误。周围的听众无不起立鼓掌。太精彩了！是一致的评价。他一言不发，坐在中间喝着茶，自己给自己续水，聚精会神地闭着眼睛，就像是在做一个新的梦，时不时发出一两下鼾声，没有夜里那么肆无忌惮，他还是知道这是在开会。我们筋疲力尽，七小时后才发现他对自己的鼾声有一种天然免疫力，在自己的鼾声这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聋子。他耳朵内部安装着一块特殊的消音器，他自己的任何鼾声碰到那里，即刻变成安静无声，连“一颗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曲终之际，他只说了一个字，用的是英语：NO！他一副不想再和傻子们多说一句的样子，拿起他开会专用的搪瓷口缸站起来走了，临出会议室，将缸子里的渣滓顺便倒进垃圾篮里，甩了几下，原来这小子喝的是枸杞泡水。
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最后一排。发言，声音很小，蚊子般地，主持人叫他大声点，他伸伸舌头，声音还是大不起来。后来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我们不过是集体梦见他打鼾并杀了一人。这个案件无法证实，因为老张那天早上也在餐厅里，边啃馒头边看文件。
我们继续一起开会。单位上几乎每个人都被他的鼾声折磨过，女同志也不例外，他的鼾声是能够穿墙而过的。我们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辜不鼾。他从来不知道说的就是他，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议论辜不鼾，他听见了，抬着搪瓷口缸走来，吹吹从口缸里冒出的热气：“说的是谁？我们单位没这个人嘛！”大家语塞，策略是不接这个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自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和他在一个房间里住过。单位体谅同志们的苦衷，日后出差，都是安排他一个人一个房间了。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待遇，那时就是领导出差，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那时候的旅馆，根本就没有单间这一说。
我和他一道退休。中年以后我就失去了开会的资格，这种机会本来就不多。他开会一直开到退休，两张床的房间，他一个人住，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小秘密。
等 车
“秋天都还没完就这么冷，冬天怕是要更冷喽”。胡孛和李竺坐在一个公交车站站台的靠椅上。这个车站已经重建过三次。站台先是建成宽一米的，太窄，有人在汽车驶来的时候被后面急着上车抢座位的人撞到，跌下站台，被轮子压断了腿，包也压瘪了，像是一张大饼。过了五年，又改成宽一米五。车站用蓝色的隔板遮起来，施工一个星期。竣工后还是窄，没料到现在挤车的人比以前更多，又有人被挤下去，压死了。再过了五年，改成二米五宽的，就是现在他们等车的这个站台，靠板是玻璃框子，里面贴着广告。胡孛走到哪里裤兜里都藏着把卷尺，他到处量。他对李竺说，怪得很，我的食指昨天是四点七厘米，今天是五厘米，长了三毫米，后天又会短掉，不信你等着看。胡孛将脖子缩在夹克领子里，盯着汽车将要驶来的那个方向。没有汽车，一辆也没有。大路空荡荡的，水泥色就像即将死去的病人的脸。他们已经在这里坐了两个钟头，公交车还没来。
他们不知道这个站已经取消了。公共汽车公司从来不会通知，站牌继续安在那里，上面印着三路车的站点。42路是从西马北路到东集，37路是从化机厂到朱村，A9路是翠禄园到火车站。他们要去的地方离这里有9个站，不坐车的话，还真是不行。幸好他们不知道这个站已经取消了，所以一直安心地守着。李竺将他的伞靠在钢质的条凳边上。李竺说，我记得我带的是一把黑伞嘛，怎么变成了蓝的？怪事。有个多事的人走来告诉他们，这个站取消了。老太太提着一个塑料袋子，看得见里面有一块豆腐，一条鲜肉和几根葱。他们不信，公交公司没有贴布告。“贴了的呢，早就飞掉了。”老太太着急，担心他们不走。没有布告就是还没有取消，如果不相信布告，只有走路。他们看看老太太，老人家相当可疑，一副一辈子都在走路的样子，一对脚都走成了小脚，勉强地套着双相当土的花布鞋。老人家唠叨着，劝说着，他们一言不发，就是不信。老太太走掉了，孤零零的背影。李竺想，是不是我们把方向坐错了，车站应该是在对面？好吧，两个人一前一后，跨过了街面上的铸铁防护栏——这是用来阻止行人穿越的。这么长的时间，大街上一辆车也没有，他们胆子大了，抬腿就越栏而过。到了对面那个车站，才站稳，就看见一辆车冒着烟嘶一声溜过去了。你看见没有？李竺没看见。胡孛就不确定了，这个车站和对面那个车站完全一样，站名，车站上的座位都是一模一样的哦，连螺丝钉都是一样的。只是站牌上有个小箭头，对面的车站是从A到X，这边是从X到A。都是11个站。他们就等着，到了下午，还是没有车。李竺说，等了这么大半天，还没有车，可以断定这个站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得回到对面去，两个人就又跨过栏杆，回到对面那个车站。李竺看看那棵小箭头，A-X，就放心了。
他们一直坐到深夜。大路上黑漆漆的，真是连一只鸟都没有了。
他们早就忘记了这里是个车站，就像车站忘记了自己是个车站。胡孛说，不如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他们就去车站后面废弃的建筑工地上找材料。那里有很多东西，砖头、盥洗盆、石棉瓦、木料、铝板、编织袋、钉子，榔头……大部分都还能用，被月光照得明晃晃。胡孛量了一下，车站右后侧还有块空地可用，这个位置还方便看到路上的车辆。胡孛说，你去敲一块月亮下来当镜子，大小要合适呵，把卷尺扔给李竺。到天亮的时候，他们的房子已经盖好了。靠着车站，两室一厅，还有厨房、洗手间和月光镜子。他们欢天喜地地住在里面，一边看着大路，等着下一趟车。
洛 克
洛克躺在纽约一家医院的钢丝床上，已经临终。
护士在他身上绑满了各种管子，这些可恶的家伙甚至插到他的嘴上，塞在他的肛门和尿道里。他现在只能听任摆布。村里的侍从、仆人可不会这么摆布他，他们喂马洗马，然后牵来，扶着他那时候就已经发福的身躯上马，领着他走向巍峨群山。他这一辈子挣了一大笔钱，医院对他特别尊敬，最好的药，红的、绿的、白的、紫的液体，甚至小便色的都用到了，可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他的身体就是派一辆起重机来也吊不起来了。他朝着死亡之云陷下去，一天比一天深，已经成了一块乌云，这块乌云可不轻，里面搅拌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塑料啦、金属啦、玻璃啦、管子啦、仪器啦……令他浑身难受。他再也不是《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的那个走在中国云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被七个持着长枪的保镖、挑夫、马伕簇拥着的使者。读者非常羡慕他这个形象，“晚饭过后，有许多事情要做，在一个小小的暗袋中换上新的胶片，采集的植物要上标签，当最终在营地的小行军床上舒展下筋骨时，非正式的好坏事接踵而来。光着脚的赶马的男孩说一匹骡子不见了，另一个人被开水烫中，第三个人发烧或头疼”，“夜幕降临了，我坐在帐篷前面，面对着藏民们称为夏诺多吉的巨大的山峦。此时云己去了，雷神的光彩显现在眼前，那是一座削去了尖顶的金字塔形的山峰，它的两翼伸展着宽阔的山脊，像一只巨型蝙蝠的翅膀”，“仙乃日峰这座山的形象是一个巨大宝座，好像是供活佛坐在上面沉思用的，真像是藏族神话中天神的椅子”，“在我面前的晴朗天空的衬托下，举世无双的央迈勇雪山耸立着，它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雪山”。那会儿《国家地理》每期都会刊登他从丽江发回来的报道。植物啦、河流啦、山啦、熊啦，《国家地理》给他巨额旅费专门报道那个地区。诗人庞德也是他的崇拜者，庞德从他的文字中得到灵感，在《比萨诗章》中写下一些句子：
金发的护士长让那位肤色黝黑的护士注意盯着心电图仪，等着那根线彻底变平。他们得准确地记录下这个时间，这可是个大人物咧。
洛克此时早已不在这里，他们怎么摆布他他都不知道了。他回到了雪松村，正在杜鹃花丛里躺着，与亲爱的和青，一只鹰正在他们头顶盘旋。那一天他们骑马回到寨子的时候，和士光正坐在村口的石头上，还有几个老伙计。他们正在抽着烟草，指头熏得像黄铜一样。和士光问他，是不是要回纽约去了？什么时候走啊？那时候是一九四九年的八月。和老四看见和青一身的草，骂道，你这个小混蛋啊。和青赶紧走了。
雪山上的雪渐渐地滚下来，一铲一铲地覆盖着他，令他无比温暖。
他死了。医院早已为他请来了神父，神父划了个十字，说，他去天堂了。
马市口
——杜甫
马市口？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笑道，你是老昆明咯，现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地名咯。马市口现在一匹马也看不见了，连马的照片都看不见，满街的明星照。如果马出现，行人要去报警。从前这一带马很多。一到赶集日，马就来了，驮着柴、茶叶、盐巴、女人什么的。夜里这些马就和马锅头一起住在马店里。马锅头（赶马人）喜欢唱歌，马锅头在楼上唱，马匹在楼下黑漆漆的马厩一边嚼干草一边听着。有些马卸了货就不跟马锅头回去了，住在城里。城里到处可以看见马扬着屁股，傻呵呵地拉屎。垃圾车都是马拉的，早晚要出现两次，黎明和黄昏，马车夫坐在辕杠上，吊着两条腿，抽着个烟锅，穿着脏兮兮的长围裙，靠着后面的铁皮车兜。马车顺着大街，跑到点就一扯缰绳，呼哧喊一声，马就站住，各家就派人来倒垃圾。那匹马头戴着红色辔头，喷着白气，面朝朝阳，活像天神下凡。我有个朋友住在马市口一带，他父亲是高老将军。高老将军去五华山见龙云大帅，总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直走到龙云办公的光复楼前才飞腿下来，系马垂杨。后来，我父亲去五华山述职，也是骑一匹马，这匹马披着一身黑缎子，我父亲穿一身旧军装，打着绑腿。马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时候，骑在马上的男人英雄气十足，很是讨女子欢心，让人嫉妒。梅家的梅花正在小阁楼的窗口看一本书上的代数公式，忽然瞥见一个小军官骑着马走在街上，这位扎长辫子的高中生就看不下去了，爱情觉醒了。再后来马市取缔，马锅头就不来了。流散在城里的马匹躲躲藏藏了几年，最后都被清理了。有一两匹连夜潜逃，最后一串马蹄声某个深夜在黑暗的街道上滚过，它们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人们把马赶走。何止马，大地上的一切，春花秋月、鹅掌清波、风入四蹄轻、雄鸡一唱、黄鹂鸣翠柳、水果、河流、星辰、湖泊、梅花、蓝天、黑夜、小阁楼、画栋雕梁……统统赶走。甚至泥巴，现在城里连泥巴都很难见到了。我有个朋友的小孩从来没玩过泥巴，春游的时候发现泥巴好玩，大人阻挡不住，由他玩，结果两手过敏。“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信，首先是对大地的信，“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如果不信大地，中国就不会生出“道法自然”这种真理。中国过去的诗歌绘画，无不是大地之歌、大地的赞美诗。韩干画的马，就是为马神造像。杜甫写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就是信。马在韩干杜甫们笔下，不是交通工具、战车或者肉食，而是神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垂，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马的黄金时代，也是诗的黄金时代。真不知道人类是怎么想的，消灭了大地，赶走了马匹，人怎么安生、写诗？又何以安死？亚当夏娃的伊甸园，是造在大地之上。女娲造人，用的是泥巴而不是塑料。
司机听我说马市口，像是底片被显影似的，半天才反应过来。彼此相视而笑，他面善，那笑容的意思是我白坐这一趟也可以的。他不知道，有匹马一直跟着我。我少年时住在铁局巷里，某一天，一匹骏马出现了，它是跟着收集垃圾的老爹来的。从此，我每天都盼望着那串马蹄声。它一到，我就跑去摸它的耳朵，揪它脸上的毛，拍拍它的屁股，我们情投意合。所以，他们赶它走的时候它就逃来投奔我，我收留了它。它叫我骑士，它喜欢看三国演义和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它崇拜刘关张和堂吉诃德，爱着牧羊女马塞拉。我在书上读到，“厩焚，伤人乎”，不问马，难受了一个下午。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我，它甚至出现在我的婚礼上，我将我的新娘抱到它的背上，春天的夜里，我们在高原上飞奔。我梦想着将来成为一个骑马的人，像我父亲那样骑。我第一次骑马是在郊区，乡村之马不是都灵之马，正在槐树下面沉思什么。好像一直等着似的，一见我，就笑吟吟地晃尾巴，我抬腿上去，它像轿子一样托起我就走，我像吕洞宾那样飘起来，一直飘到草甸子边上。
我写了一首诗：
——《我看见草原的辽阔》
马市口有一家卖照相机的店，以前是国营的，叫做艳芳照相馆。我小时候就开着，以前我常去这个店里面冲胶卷。家搬出老城，就不去了。前不久最后几个胶卷用完了，找了好多家像影馆，都不冲胶卷，只接数码，新青年都崇拜技术进步。忽然想起这个店来，就找上门来碰碰运气。这是机会主义盛行的年代，做事一般都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怎么都行，只要有钱赚。昨天还在卖皮鞋的店，今天卖烧饼，后天又卖地沟油……去年还是工程师，今年已成了广告公司的策划，后年又在当奔驰专卖店的导购……艳芳照相馆的小招牌上居然印着：冲洗黑白冲胶，二十五元一个。真是让人大喜过望。只是曾经冠冕堂皇位于一楼的宽大铺面搬到了二楼。鸦雀无声，似乎没人，就像一个古董店，吹着旧日的微风，所有东西都细细地蒙着一层灰。只有一盆兰花显得生命力十足，搁在一个角落里。还有许多从前城里多得不得了，现在都不见了踪影的尤物，蟋蟀啦、壁虎啦、蝙蝠啦，还有一只老鼠！玻璃柜子里摆着老式的照相机、脚架、相机包、镜头、胶卷……一只蔡司镜头，降了一半价还是卖不出去。我埋头朝镜头里瞅，里面躲着许多旧照片，就像一个防空洞，令人感伤。早二十年，这些进口机器可是趾高气扬，神气活现，令人趋之若鹜。定睛细看，才发现两个店员，东一个西一个，正低着头，藏在玻璃柜子中间的办公桌上埋着头玩手机，像是两只乌龟在荒凉的海滩上数着沙子。有匹马在某道门后面探了一下脸，喷口气，不见了。那不是乌鸦的钟么？我看见靠墙的玻璃柜子里摆着一只卡西欧闹钟，就招呼店员，其中一位就慢吞吞地走过来，骑着一匹马，露齿而笑。那是个老同志，穿着灰夹克，手臂上戴着两只蓝布袖套，问我要哪样。卡西欧？啊，我们卖了四十年了，是最后一个，已经两年没进货了。好东西哪，原来卖四百多，现在只要二百六。他取来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柜子，动作庄重，取重器似的，似乎这只钟比它的实际售价要贵很多。装上电池，“瞧瞧，实木的”；“声音也不刺，你听听，可不会吓你一跳”；“不想闹的话，把这里关了”；“一定要用南孚，这种电池不会漏电”；“留好这个单子，保修期是两年呢”；“说明书我帮你塞在这里，你好找”。他将那张印着日文和中文的说明书叠回去，塞在纸盒边的缝隙里。他摆弄这个钟，就像在伺候一头小兽。我觉得他不大想把这只钟卖给我，依依不舍，他也喜欢它，宁愿它永远待在那个亮晶晶的橱窗里。他唠唠叨叨的这些话像是在对它发表告别演说。他有点老了，但还没有老到可以退休。这个工作显然挣不到多少钱，只是温饱而已。我想我遇到了一个一生的“大志”只是想当一个店员的人。卡夫卡式的家伙，胸无大志。一匹马只是想当一匹马，连骏马都不想当。“上午德法战争，下午游泳”。他给我一种信任感，我不知道这个钟准不准，但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令我信任，因此也信任这个钟，它会准的，就像卡夫卡开的保险单。乘老店员去找塑料袋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洗手间，抬头看见小便池的墙上贴着一张宣纸，上面用毛笔字写着：骑着冲，莫当漏嘴。我觉得是他的手笔，有力道，应该学过爨宝子碑。
那匹马站在他旁边，灰朴朴的，偶尔歪头舔他的袖子。这是一匹灰白色的云南矮种马，从前马帮都是用这种马，厚嘴唇，黄生生的牙齿，眼球浑浊，粗粗地喘着气，脊背光滑。我说，我本来是来冲胶卷的，没想到又买了个钟。老店员说，你不要么？可以退的。我笑道，退不回去了。老店员问，你用什么卷？伊尔福。哦，英国货。正好，冲胶卷，我们是最后一家。伊尔福还剩着三个，四百度，你要不要？怕是城里最后三个了，十块钱一个，以前卖五十呢。我也要了，又将要冲的胶卷递给他。他取出单子来写，还是那种印着浅绿色格子的单子，顶头印着铅字排版的宋体字“艳芳照相馆”，纸面已经有点儿发黄，大概从前印太多了。然后他停住圆珠笔说，“下星期来取。”“哪天？”“随便哪天，五点关门。”他把胶卷递给那匹马，它用嘴接过去，一瘸一瘸地退回暗室去了。
我拎着钟回到街上，外面还是像马市一样热闹，汽车、人声、骂骂咧咧的公交车站，小贩举着喇叭吆喝着。看不见一匹马，马厩在我心。
美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