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泉，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谢书缘，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近年来，史学概念“波斯化世界”在海外学界掀起一股新的学术热潮。它发端于美国著名学者马歇尔·霍奇森在文明史研究领域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深切反思，根植于波斯语言、文化和政治在约9至19世纪盛行于安纳托利亚、高加索、中亚和南亚等地的客观历史基础。整体而言，它通过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政治学两种基本方法，实现了国别、区域和学科的三大跨越，克服了民族国家史学强调本国历史独特性的不足，建构了以波斯文化为主线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文明史研究分析框架，提供了重新理解欧亚世界历史深层结构的有力工具。在展现波斯文明对世界历史重要贡献的同时，它也为区域国别研究和文明史研究提供了“波斯化”的新路径。它不但有效拓宽了伊朗研究的时空范围，有助于审视这一广大区域的多元文化互动，同时还有助于学者从波斯化世界的整体框架出发，考察伊朗与印度、南亚和中亚等国家与区域的文明交往。
关键词：波斯化世界；伊朗研究；马歇尔·霍奇森；文化伊朗；文明史分析框架
“波斯化世界”(Persianate World)作为当前海外学术热词，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伊斯兰文明史大家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1922—1968)提出的“波斯化”(Persianate)概念。20世纪后半叶，伊朗研究和跨区域研究的蓬勃发展为波斯化世界提供了充足的学术养分，推动其在21世纪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史学概念。在国际学术界，波斯化世界一般指9至19世纪伊斯兰世界以波斯语为通用语和流行波斯文化的广大地区。众多政治实体曾支撑着波斯化世界，使其覆盖了包括安纳托利亚、高加索、伊朗高原、中亚和南亚等在内的广大地区。19世纪以来，受西方殖民侵略和本土语言兴起的影响，波斯化世界开始衰落。至20世纪后半叶，在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和各国去波斯化运动中，波斯化世界瓦解。波斯化世界采用跨国和跨区域的研究视野，并使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属于较新颖且富有现实意义的史学概念，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目前，美国、欧洲、日本和伊朗学界均对该概念高度关注，中国学术界亦注意到波斯化世界的价值。2022年北京大学曾举办题为“印度的波斯君王们”的专题讲座，讨论印度的波斯化王权。2024年《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也简单介绍了波斯化世界的形成与演变。截至目前，国内尚无对波斯化世界史学概念的专门研究。本文旨在厘清其理论起源和发展历程，明晰其主要研究方法，并阐释其理论创新性与重要性，以便为我国世界史研究提供新视野和新理路。
一、波斯化世界概念的生成
波斯化世界史学概念的生成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美国学者马歇尔·霍奇森对西方文明史研究深切反思后，提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文明”概念，波斯化正是其中的重要方法论之一。同时，海外学界也留意到16—19世纪南亚和安纳托利亚文化中的波斯化特性，并大力推进伊朗研究和以伊朗为核心的跨区域研究。在波斯化诞生数十年后，基于霍奇森的理论创新和相关学术成果的支撑，波斯化世界史学概念在21世纪最终成型。
1.波斯化概念的诞生
马歇尔·霍奇森是波斯化世界史学概念的奠基人。他在其遗作《伊斯兰的历程》中创造性地提出波斯化概念，强调12世纪以来“新波斯语”和波斯文学在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中亚和南亚的强大影响力。新波斯语的兴起是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伊朗高原后阿拉伯语与呼罗珊地区流行的巴列维语(pahlavi)深度交融的结果。新波斯语采用了阿拉伯语的字母体系，保留了巴列维语的语音语法系统，适应了伊斯兰文化环境，成为更加简洁的文学载体。霍奇森指出，到12世纪，波斯语不仅成为伊斯兰世界主要的文学语言，还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文化语言。“后来在穆斯林中出现的大多数高级文化的地方语言都完全或部分地依赖于波斯语作为其主要的文学灵感。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以波斯语为载体或反映波斯灵感的文化传统泛称为‘波斯化’(传统)。”
霍奇森进而界定了波斯化传播的时空边界，部分确立了波斯化世界的时空基调。空间上，霍奇森根据波斯语在阿拉伯帝国的传播状况，大致以底格里斯河为界划分出“阿拉伯化地区”(Arabic Zone)和“波斯化地区”(Persianate Zone)，实际上明确了12世纪波斯化世界的西部边界。时间上，霍奇森按文化取向将20世纪之前的伊斯兰世界划分为“大哈里发时期”(High Caliphal)和“波斯化时期”。前者以阿拉伯语为核心，阿拉伯语取代许多被征服地区的本土语言，作为政治、学术和宗教语言被广泛接受；后者以波斯语为主线，波斯语成为主要文学语言和标准文学形式，是唯一能与阿拉伯语相媲美的语言⑦。
霍奇森提出波斯化概念有两大原因。第一，波斯化留下了实质性的历史印记并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波斯语深刻影响了中亚、南亚的语言，不仅与察合台语和乌兹别克语存在着广泛交互，还对乌尔都语和土耳其语造成了深远影响，二者在地理、行政、商业、艺术和军事等领域借用大量波斯语外来词。同时，波斯语也延续和保留了古波斯文化。波斯语中沿用至今的地名后缀“斯坦”(stan)就源于萨珊帝国的省级行政单位“ostan”。最重要的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官方语言达里语和塔吉克语虽然与波斯语存在细微差别，但三者在口语交流上较为畅通。汤因比曾指出16—19世纪波斯化传统的影响力：波斯语塑造了一种文学形式并成为通用语，在莫卧儿王朝、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被统治阶层奉为人文和文学语言；同时，作为官方行政语言，波斯语覆盖了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王朝三分之二的领土。
第二，霍奇森对20世纪中期西方的文明史研究进行系统性反思，“波斯化”概念正是他提出的方法论之一。霍奇森既未响应国际学术界学科细分化的趋向，亦未盲从宗教会随社会进步而衰退的现代化理论。他通过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的跨学科实践，坚持从经典文本和整体文明视野出发进行伊斯兰研究。在史学理论层面，霍奇森认为当时的文明史研究由于受“势利的误解”、欧洲在当时的兴盛及欧洲史家文明背景的影响，存在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对此，霍奇森展现出很高的学术自觉，他继承并改造了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主张摆脱西方史家“预设”的干扰，提出以最大的“历史复合体”(history complex)，即欧亚非文明区为分析单元，以便用整体视角展现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在此系统中，“文明”是最普遍的分析单元，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具有统一的宗教或上层语言。换言之，“主流文字”是“文明”的纽带，它塑造了“文化连续性”，连接起不同“区域”，形成了超出国家边界的“文明”。在研究方法层面，霍奇森对伊斯兰文明的历史分期提出新解释，并特别强调波斯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传统分期以公元945年为节点，认为此后伊斯兰社会步入漫长的衰退期，但事实上伊斯兰文明中最著名的文化、科学和艺术人物均诞生于945年之后。更重要的是，945年之后波斯语成为第二种伊斯兰文化语言，波斯人在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波斯化概念由此为理解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霍奇森的伊斯兰文明理论中，波斯化在12世纪尤为显著，语言和文学作品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二者作为古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成为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支柱之一。虽然霍奇森留意到波斯语和波斯文化兴起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指出了研究路径，但他未曾详细讨论波斯化的发展脉络、重要载体和文化以外的发展模式。总体来说，霍奇森在1968年的突然离世使得波斯化世界的理论建构戛然而止，导致这一史学概念长期未受到学界关注。直到21世纪初期，经过数十年的学术积累，霍奇森学术遗产的重要性得以被重新审视，“波斯化”最终转变为“波斯化世界”。
2.“波斯化世界”概念的成型
20世纪70至90年代，各国学者大力推动跨国跨区域的伊朗文化研究，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为波斯化迈向波斯化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3 年，美国伊朗裔学者艾森·亚沙特(Ehsan Yarshater)启动《伊朗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Iranica)编纂项目，致力于研究大中东地区、高加索地区、东南欧、中亚和南亚的伊朗文明。该项目全方位覆盖了伊朗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涉及文学、考古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为波斯化世界概念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养料。此外，亚美尼亚学者创办了学术期刊《伊朗与高加索》(Iran and the Caucasus)，印度学者编纂了《印度-波斯文学词典》(Dictionary of Indo-Persian Literature,Abhinav Pubns,1998)，在学术领域重新建构起跨国伊朗文化研究。1996年，美国伊朗裔学者赛义德·阿米尔·阿乔曼德(Saïd Amir Arjomand)创办了“波斯化社会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ersianate Societies)，该协会先后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2002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2004年)和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2007年)举行国际性学术会议，并在索达瓦尔纪念基金会(Soudavar Memorial Foundation)支持下出版了三卷本论文集《波斯化社会研究》(Studies on Persianate Societies)，推动波斯化世界研究在21世纪转向学科化和体系化。2007年，阿乔曼德进一步创办了《波斯化研究学刊》(Journal of Persianate Studies)，波斯化世界相关研究拥有了专门的学术阵地。波斯化世界同样得到海外权威期刊的认可。《伊朗研究》(Iranian Studies)在2003年推出一期印度-波斯文化特刊，而《南亚、非洲和中东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于2010年推出特刊《印度-波斯化世界》(The Indo-Persianate World)。至今，波斯化社会研究协会已建构起全球研究网络，在伊朗、亚美尼亚和印度，以及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波兰等覆盖3大洲的1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每两年定期召开学术会议，推动了波斯化世界研究的正规化。伊朗也强调波斯语言文化的学术与现实价值。伊朗文化遗产与旅游研究所所长阿里礼萨·哈桑扎德(Alireza Hassanzadeh)认为：“波斯语不是一个种族的语言，而是寻求创造共同遗产、相互文化和文明交流以及相互对话的人民和国家的语言。”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伊朗学者多数使用“大伊朗” (Greater Iran)或者“文化伊朗”(Cultural Iran)的概念，以强调伊朗作为波斯化世界核心的主体性。
得益于相关研究的蓬勃发展和全球网络的支持，波斯化世界的历史存在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而波斯化世界的概念与历史路径也得以明晰。美国伊朗裔学者阿巴斯·阿马纳特(Abbas Amanat)将波斯化世界的上升期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奠基阶段：5世纪初至750年，幅员辽阔的萨珊王朝与南亚、阿拉伯半岛和罗马长期保持着文化互动，其宽容的政策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的文本材料，奠定了波斯化世界的文化基础。阿拉伯征服者继承了萨珊王朝的多元文化，750年爆发的阿巴斯革命(Abbasid Revolution)则象征着波斯政治文化的胜利。其二是兴起阶段：750年至16世纪初，萨法尔王朝与萨曼王朝复兴了波斯语和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使波斯文化更具传播性。塞尔柱、蒙古和帖木儿帝国先后拓展了波斯化世界的疆域。其三是三足鼎立阶段：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波斯化世界出现了萨法维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三大现代穆斯林帝国并存的格局，它们在语言文化、政治文化和物质文化等领域均以波斯化为范式，从安纳托利亚经伊朗高原和中亚再到南亚，波斯语几乎可以通行无阻。波斯化世界的衰亡期则较为模糊。随着18世纪陆上丝路的衰败，波斯语的商业属性逐渐下降。19世纪中叶世界局势的剧变冲击着波斯化世界。域内的奥斯曼帝国调整了文化和行政政策，各地民族主义的兴起强化了本土语言，削弱了波斯语的文化和行政语言的地位，域外的英俄分别从南北方进入波斯化世界，将中亚和南亚纳入殖民帝国和全球体系，波斯语的通用语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到20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导致各国语言、文化和历史书写趋向国家叙事，波斯化世界自此不复存在。这种从跨国文化向国家叙事的转型，虽宣告波斯化世界历史实体的终结，却开启学术维度的探索。学者们尝试超越地缘政治边界，将这一宏大的历史现象转化为的史学分析范式。
二、“波斯化世界”概念的研究方法
当前，在波斯化世界史学概念的框架下，有着语言、文学作品、史学传统、文人群体、王权思想和苏菲主义等广泛而多样的研究主题，对贸易史、经济史和环境史等领域的关注则较少。受波斯化世界的文化属性和霍奇森重视波斯语研究方法的影响，历史语言学长期在相关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伯特·弗拉格纳(Bert G.Fragner)、布莱恩·斯普纳(Brian Spooner)、威廉·哈纳威(William Hanaway)、哈米德·达巴什(Hamid Dabashi)以及尼尔·格林(Nile Green)等重要学者分别以波斯语口语、书面语和人文主义等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波斯化世界的发展。同时，由于波斯化世界的形成离不开社会上层对波斯语和波斯文化的推崇，探讨这一行为的政治动机亦具有重要意义。赛义德·阿米尔·阿乔曼德与阿巴斯·阿马纳特采用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波斯化世界形成的政治动因和内涵。前者对波斯化世界的政教关系和政治体制进行了系统化论述，后者在指出波斯化世界最普遍的模式——波斯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全面提出了四种“波斯化模式”(Persianate Modalities)。
1.历史语言学方法
伯特·弗拉格纳是第一位使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波斯化世界的学者，他也凭借《波斯化：亚洲历史上的地域性、身份和语言接触》一书将这一史学概念引入了德语学术圈。他以口头波斯语为研究对象，根据其使用对象将其分为“母语”和“第二语言”，解释波斯语在9至17世纪作为各不同语言族群间的“跨区域接触语言”如何推动波斯化世界出现。弗拉格纳认为，波斯语是历史上第一种被成功伊斯兰化的语言，这一转化对其成为通用语有着重要作用。在语言机制方面，波斯语采用阿拉伯语字母书写令其适应了伊斯兰化进程，对巴列维语语法和发音的基本保留维持了其在当地的实用性，而其复杂动词结构(complex verb structure)、同义复合词和附加结构(ezafa)使其可以大量吸收阿拉伯语词汇。在传播机制方面，伊斯兰宗教术语被翻译为波斯语，一方面维持了波斯文化特性，另一方面使得波斯语适应了伊斯兰宗教土壤，令其成为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之一，从而更具传播性。他进而指出，波斯语对其他更晚的“伊斯兰”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复杂动词结构方面，突厥语和印地语与波斯语具有高度相似性。弗拉格纳的理论在审视波斯化世界的形成方面具有较强的穿透力，但口语只是波斯语的一个方面。尼尔·格林指出，文本交流需要读写能力，书面波斯语的传播同样是波斯化世界形成的重要原因。
布莱恩·斯普纳和威廉·哈纳威的理论基于“书面语言具有不同于口语的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独特文化”的核心假设。在社会生活中，书面波斯语从9至19世纪一直服务于国家治理，国家通过书面文本建构起社会规范和公共生活的准则。在知识生产方面，书面波斯语是一种稳定的写作模式，书面文本的生产被社会精英所垄断，并成为其维持特权的工具。而这种语言政策的保守性特征也正是导致波斯化世界瓦解的重要原因。20世纪下半叶各国的基层扫盲改变了当地口语与书面语间的历史关系。斯普纳和哈纳威勾勒出一个有形的波斯化世界，书面波斯语作为一种特定技能属于各个国家高度职业化的波斯文人（即波斯秘书“munshi”和宫廷诗人），他们通过翻译和撰写波斯语文本建构起一个有着相似历史认知和相同文化背景的世界。
哈米德·达巴什提供了一种高度哲学化的视角。他将伊斯兰文化中的“阿达布”(Adab，礼仪、文明、文学之意)抽象为“波斯文学人文主义”(Persian Literary Humanism)，通过这一超历史媒介讨论波斯化世界的文化内涵。达巴什指出，带有“女性化特质”的“波斯文学人文主义”独立于“男性化特质”的伊斯兰，有着不同于伊斯兰“威严的教义信仰、严格的司法禁令、广泛的形而上学命令”的道德和伦理义务。他认为，波斯文学人文主义的发展历经“民族”(ethnos)、“理性”(logos)、“精神”(ethos)和“混乱”(chaos)四个阶段。其兴起是波斯文学人文主义遭遇阿拉伯民族主义后“自觉”形成了波斯民族主义，其衰落则是伊朗20世纪的动荡带来的对创作主体的破坏。总体上，达巴什淡化了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关系，但仍强调“波斯”一词的语言属性和跨国属性，并对其“帝国性”和东方主义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波斯化并非独属于波斯，《列王纪》(Shahnameh)并非独属于伊朗或阿富汗，二者均是后殖民时代西亚、中亚和南亚各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遗产，是历史上波斯化世界的一种“全球化想象”。
尼尔·格林集众家之所长，首先对霍奇森波斯化的定义进行辨析。他认为，霍奇森的波斯化有两个核心：第一，波斯化的出现是伊斯兰文明崛起的直接后果；第二，波斯语对“更多本地高级文化语言”产生了后续影响，二者的互动导致了波斯化世界的出现。他提出需要分析波斯与伊斯兰之间的文明联系，将波斯化与伊朗的联系去国家化，以探讨1400年至1900年波斯化世界的多元性。他结合弗拉格纳、斯普纳和哈纳威的观点，强调波斯语在非波斯语地区作为“第二语言”和“跨区域接触语言”的重要性，并提出“波斯语+”(Persian Plus)的概念——采用书面波斯语的同时也接受潜在的波斯文化、宗教模式和政治框架等。最后，波斯语作为一种被亚欧大陆诸多族群广泛采纳的语言工具和文化内涵，使波斯化成为一种世界体系，具有比“波斯人文主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使得波斯化世界的边界具有地理、社会、语言和族群等多重性质。
历史语言学方法为学界展现了波斯化世界语言文化的脉络，但不足以解释为何波斯文学作品会得到统治者的特别关注。事实上，波斯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政治效用。作为波斯化世界最重要的书面波斯语文本之一，《列王纪》与统治合法性有密切关系。它提出了伊朗“明君”的标准：品性善良、血统高贵、虚心学习、能辨善恶，起着劝谏君主施行善政的作用。如果统治者不再“公正”，那么他“不配继承王位”，“若逢灾难那可是咎由自取”。学者们也关注到历史语言学方法的不足。格林也曾质疑霍奇森强调文化的研究视角，他认为，霍奇森也曾含蓄地指出波斯化基于权力。同样，布鲁斯·贝内特·劳伦斯也指出，霍奇森虽然将“波斯化”描绘为一种文化力量，但其本身也暗含着由等级制度和顺从构成的统治秩序。因此，探讨推动波斯化世界出现的政治因素及其内涵就显得十分必要。
2.历史政治学方法
美国学者罗伯特·坎菲尔德(Robert Canfield)明确指出，文化并非催生一种区域性社会经济模式的主要原因，波斯化世界的实质是波斯语本身在行政和文学领域的广泛使用，以及文化精英对波斯价值观的认同与推广。阿乔曼德基于霍奇森对君主制合法性问题的忽略，为波斯化世界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历史政治学方法。他指出，波斯化伊斯兰教(Persianate Islam)和古波斯王权(Persian Kingship)共同服务于各波斯化国家君主统治合法性的建构，并推动了波斯化世界的扩散，而“波斯化政体”(Persianate Polity)影响了诸多伊斯兰王朝。阿乔曼德认为，在萨曼王朝复兴波斯语后，伊斯兰教士和萨曼文人用波斯语创作的宗教文本和史学典籍推动了伊斯兰教的波斯化与古波斯王权的复兴，君主因而获得了伊斯兰和古波斯的双重合法性。哈乃斐教法学家和苏菲谢赫们视君主为虔诚的信徒，并在著作中以古波斯的口吻强调君主作为人民守护者的形象。宫廷文人则援引古波斯格言，宣称“王权与宗教为孪生”，伊尔汗国名臣哈马达拉·穆斯塔法·加兹维尼(Hamdallah Mustawfi Qazvini)在《胜利之书》(Zafar-namah)中强调合赞汗的神圣认同，“真主将派遣一位国王到伊朗的土地(Iran-zamin)上”。基于此，阿乔曼德提出了“双重神圣权力理论”(theory of the two divinely sanctioned powers)，解释古波斯和伊斯兰两种文化对君主形象的塑造和对君主合法性的建构作用。
此外，阿乔曼德指出波斯化伊斯兰教在政治叙事和权力建构方面与波斯化王权(Persianate Kingship)合流的事实。他认为，苏菲主义在11世纪成为波斯化伊斯兰教的鲜明特征，这一时期波斯语取代阿拉伯语成为表达苏菲主义的主要媒介。13世纪，苏菲信徒已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苏菲托钵僧取代教法学家成为波斯化世界的宗教精英。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苏菲主义向南亚和安纳托利亚传播。阿乔曼德指出，14和15世纪苏菲谢赫们自称马赫迪和由此引发的千禧年运动(Millennial Movements)让波斯化伊斯兰教与波斯化王权的关系更加紧密——宗教和政治意义上的君主合二为一，并促使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采用宗教-政治权威的绝对主义模式。
阿乔曼德将萨曼王朝政体定义为“波斯化政体”，其由奴隶军队、“古波斯-伊斯兰政治伦理”(Perso-Islamicate Political Ethic)和“波斯化政治组织”(Persiana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构成。伽色尼王朝和德里苏丹国延续了这一政治和军事组织模式，而缺乏军事奴隶的“波斯化政体”传播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形成马来苏丹国(Malay Sultanate)。在阿乔曼德的理论中，波斯化世界在中亚和印度持续发展到19世纪，二战后域内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并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导致波斯化世界分崩离析。
阿马纳特则提出了四种“波斯化模式”，即政治文化和治国传统、共同的文学遗产、苏菲主义和波斯物质文化，其中由萨珊遗产与伊斯兰涵化后形成的政治文化和治国传统最为普遍。该模式由“波斯治国方法”(Persian Methods of Statecraft)、“苏丹王权”(Sultanate Kingship)、“波斯民族意识”(Persian National Awareness)和“波斯秘书阶层”(Persian Secretarial Class)构成，奠定了波斯化世界的政治磐基。承袭自古波斯帝国的“迪万”(Divan)制度构成的“波斯治国方法”奠定了近代早期所有波斯化帝国的行政基础，掌控世俗权力使用“万王之王”称号的“苏丹王权”将波斯化王权与古典哈里发区分开来，成为比后者更强力的王朝制度。“波斯民族意识”保障了波斯文化的延续，并培养了早期“波斯化地理意识”(Persianate Geographical Awareness)，而“波斯秘书阶层”作为伊尔汗国重要的行政人员有力地推动了波斯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此外，阿马纳特特别指出伊尔汗国强化了早期现代波斯化世界的基础——与同一时期的马穆鲁克王朝和明朝相比，“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有力地推动了波斯化文化和政治经济空间的扩大。
结合后三种模式，阿马纳特全面地展示了波斯化何以成为一种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他结合历史语言学方法的众多观点，指出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同为波斯化世界重要的知识传播媒介。两种语言在不同文化领域各司其职，阿拉伯语主要用于宗教文本，而波斯语则覆盖了“非伊斯兰”的领域。他从全局-微观双重视角讨论波斯文学的发展，虽然其在波斯化世界长居高位，但18世纪波斯文学赞助人的地域分布重心在从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南移至伊朗和印度。他也指出了《列王纪》受统治阶层欢迎的根本原因，该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和叙事模式，有助于外围波斯化国家巩固统治合法性和融入新的文化环境。而苏菲派的格言、诗歌、音乐和舞蹈是波斯化的另一渠道，苏菲主义在萨法维帝国之外建构起强大的基层网络，其道堂(khaneqah)与伊斯兰教法机构并肩运作，这种信仰的共存巩固了“波斯化认同”(Persianate Identity)。在政治之外，波斯化世界的重要城镇沿贸易路线或沙漠绿洲分布，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和建筑生态。受干旱气候的影响，波斯化建筑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坎儿井和波斯风格的清真寺分布于多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区，留下了波斯化世界的余晖。音乐、绘画和饮食文化等物质文化的传播和互动繁盛了当地艺术，并成为波斯化世界宝贵的遗产。
三、波斯化世界概念的学理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学界逐渐反思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希望跳出民族国家边界的束缚，避免曾经是西方历史写作特征的民族中心主义。波斯化世界的兴起与发展正是西方历史研究转向世界、全球和跨国之趋势的体现。在其诞生之前，汤因比等学者已留意到16世纪波斯文化对周边世界的影响，南亚本土学者也关注到印度历史中的波斯文化特征。但是，他们或没有将之理论化，或困于民族国家视野。波斯化世界以影响欧亚的波斯文化为研究对象，具备跨区域的宏大视野，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区域国别研究和文明史研究提供了新工具、新视野和新方法。
1.波斯化世界概念与区域国别研究
波斯化世界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海外学界围绕其逐步搭建学科体系。海外高校不但赞助出版相关书籍，还加强了波斯化世界的知识建构和学术人才培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开设了本科课程“伊朗与波斯化世界”(Iran and Persianate World)，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开设了硕士课程“1800—1979的伊朗与波斯化世界”(Iran and the Persianate World，1800 to 1979)，德国哥廷根大学设立“伊朗与波斯化研究文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s in Iranian and Persianate Studies)。《波斯化研究学刊》和海外研究机构提供了跨学科合作以及国际合作的平台、机制和资金。该杂志吸纳了多国多学科学者的论文，丰富了波斯化世界语言、艺术和政治等领域的研究。“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mmission)以150万欧元资助埃克塞特大学的“17—19世纪早期现代波斯化世界的法律形式”(Forms of Law in the Early Modern Persianate World,17-19th Centuries)项目，该项目运用“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方法推出了“印度-波斯世界的数字化法律文件”(Digitised Legal Documents from the Indo-Persian World)数据库。日本学界于2024年4月17日召开“日本的波斯化研究”圆桌会议(Roundtable:Persianate Studies in Japan)，展示本国最新的研究成果。波斯化世界史学概念激起一股新的学术热潮，采用跨国别视野和跨学科方法的著作也不断涌现。
波斯化世界史学概念有力地回应了国别史研究中的范式僵化问题。阿什拉夫指出，在伊朗研究中，古代史学者主要研究16世纪前伊朗与外部世界在思想、宗教和艺术领域的互动，近现代史学者则倾向于关注伊朗与西方的政经关系，很少涉及文化领域和探讨伊朗与阿拉伯、南亚和突厥世界的关系。对伊朗而言，波斯语为其提供了一条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萨珊王朝，再到萨曼王朝的文明线索。这一绵延了近2500年的语言串联起伊朗古代史与当代史，是塑造伊朗人文明与身份的标志。在伊朗高原之外，波斯语并不独属于伊朗人，它编织出一个宏大而悠久的波斯化世界，极大地拓展了域内国家历史研究的时空范围，为研究土耳其、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等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史提供了宏大的视野。波斯化世界为这些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指出了路径——保持对比较史的关注，而非诉诸对波斯文化的简单定义，继续探索语言和文学之外的未知领域，同时不忽视伊朗作为分析范畴的持续相关性。波斯语和波斯文化的复兴是波斯人遭遇阿拉伯文化入侵后形成的文化自觉，是波斯人在外敌入侵中民族意识的体现，推动了古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互动与涵化。而在广阔的波斯化世界中，波斯文化在多个领域与伊斯兰、印度和突厥等文化相互影响，各文化既有鲜明的波斯特征，又保留了本民族的鲜明特点。从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政治学方法出发研究本土语言和主流文化的形成，有助于在维护国别史研究本土叙事的同时又不至于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而以比较史方法研究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有助于厘清其语言、文化和政治的共性和民族性，同时也有助于全面了解旧帝国之间与当前民族国家间的历史交往和政经关系。
波斯化世界拓展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视野。阿乔曼德指出，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崛起和20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破坏了波斯文化的跨国连接，并将这些区域与波斯化世界的核心——伊朗隔绝开来，通过波斯化世界这一区域研究的新方法，可以令世界变得可以理解。在区域研究中，作为苏联的加盟国，20至21世纪的“俄罗斯化”与“去俄罗斯化”是研究外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的重要议题，印度是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和现英联邦的一部分，在其研究中也难以回避前殖民话语。旧国际格局仍在影响着当前这些区域的研究，而对区域的实际地理边界的强调也使得其研究相对孤立化。波斯化世界为将这些区域连接为一体提供了文化和历史纽带，波斯语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仍是重要语言之一。在霍奇森之前，南亚学界已注意到印度的波斯化特征，巴基斯坦学者谢赫·穆罕默德·伊克拉姆指出：“在穆斯林统治时期，波斯语始终在印度保持着这一(文学和文化载体)地位……整个印度的文化模式由波斯-中亚传统主导。因此德里苏丹国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法律制度和社会伦理都带有波斯印记。”波斯化世界概念对伊朗与外高加索、中亚和南亚“共有历史”(shared history)的再发现，唤醒了集体历史记忆，为区域研究提供了20世纪前的重要主题，并将其纳入波斯化世界广阔的文化区域当中。恰如尼尔·格林所说，波斯化世界的边界是地理的、语言的、族群的和社会的，重新审视波斯化世界有助于学者在逆全球化和排他化的政治文化中探寻出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连接。
波斯化世界史学概念展现出较高的学术包容性，对接了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多重学术诉求。从国别出发，通过讨论特定语言或文化的兴起、传播及其边界，有助于审视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区域研究领域，阿乔曼德对波斯化世界的现实价值给予厚望，他认为对波斯化世界共有文化和历史的复兴有助于抵消现代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分裂力量对该地区共同历史记忆和文明连续性的扭曲。这种跨越现代边疆的视角，不仅拓宽区域研究维度，更为探析全球的文化互动提供路径。学界得以超越民族叙事藩篱，引导研究视野向宏观的文明史拓展。
2.波斯化世界概念与文明史研究
对文明史研究来说，波斯化世界在史学概念和研究范式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意义。首先，波斯化世界是对西方文明史的反思与超越。20世纪初，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开始系统反思文明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斯宾格勒撰写《西方的没落》，将“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区分开来。汤因比则批评西方提出的所谓“文明的统一性”观点，认为存在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等21种文明。他们二人都认为文明是具有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尽管霍奇森是世界史的推崇者，但客观上他却为波斯化世界的存在提出了一种文明史解读。他不仅提炼出超越西方中心的文明史研究方法论——《伊斯兰的历程》系列，还阐释了“文明”的新定义：“相互联系的各种文化的相对广泛的集合体以上层文化的形式共享累积的传统”，进而指出“文明”的两大特点：连续性和重叠性。因此，拜占庭帝国是古希腊文明的延续，伊斯兰文明中才会存在一个波斯化世界。波斯化世界研究的蓬勃发展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之上，在众多学者的推动下，波斯化世界的历史轮廓逐渐明朗，故而阿乔曼德将波斯化世界定义为“文明”，希望将碎片化的中亚、南亚等地区统合到这一文明框架下，以波斯化世界基于历史、文化和文学的跨学科方法来进行文明分析，重塑这一文化区域内部的共生性。
其次，波斯化世界的研究模式承前而启后，推动了后世学者对文明史的再思考。霍奇森并非以语言和文化为主线进行文明研究的开创者。19世纪，德国学者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为了克服“使历史连续体支离破碎的研究方法”，提出“希腊化的”(Hellenistic)概念，以指代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希腊语和希腊文化在非希腊世界传播的2个世纪。“希腊化”通过强调文化连续性，统合了亚历山大继业者们碎片化的政治边界。该概念为波斯化世界提供学理参照，揭示多元文化在统一文明框架下的共生性，以及文明的连续性。1962年，日本历史学家西岛定生在“东亚自主发展”观点的引导下，提出了“东亚世界”(East Asia World)。“东亚世界”强调汉字是东亚诸国与中国在外交活动中必须使用的文字。随着对这种上层文字的接受，东亚国家逐渐吸收了以汉字记载的儒家思想、佛教经典和法令制度等文化与政治要素。他认为，汉字文化、儒家思想、法令制度和佛教等核心文化要素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以及蒙古高原连接为一个“自我隔离”的文化圈。与此二者相比，波斯化世界的历史更深邃久远，其概念和时空界域动态而包容。波斯化世界的文化互动不仅存在于内部，更广泛地延伸至与东西方文明分别交汇的地带。该史学概念亦颇具延展性和启发性。谢尔登·波洛克在波斯化世界框架下提出了“梵语国际都会”(Sanskrit Cosmopolis)，指出连接南亚不同地区的语言和相关文化形式。
最后，波斯化世界实现了对“东方与西方”传统二分法的突破，通过将欧亚大陆之间碎片化的语言、王朝与历史进程整合进统一的文明框架，揭示其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文明”特质。从长时段审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有力推动了文明交往。成吉思汗曾邀请全真道道长丘处机远赴中亚相会，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提到：“国中(撒马尔罕)有大石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簿籍”，侧面反映了波斯语已是当时中亚的行政语言。正因如此，修道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探险家马可·波罗以及学者伊本·白图泰等人才能凭借波斯语穿行于印度和中亚以前往中国。在蒙古帝国的推动下，波斯语才能成为北京到威尼斯的丝绸之路的通用语言以及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桥梁语言。不仅如此，蒙古帝国还为波斯语和波斯文化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前的国际学术界，蒙古帝国、伊尔汗国和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等蒙古遗产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围绕波斯化世界与明清中国或英帝国文化互动的研究蓬勃发展。同时，针对波斯语-汉语、波斯文人-中国儒生和莫卧儿帝国的波斯化-英国化等学术主题的比较研究也不断涌现。例如，格雷姆·福特专门探讨了明朝时期，中国官方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多国使用波斯语进行朝贡交流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朝贡信函、诏书、请愿书、碑文和其他文件并列使用波斯语、汉语以及这些国家的本地语言，这表明波斯语在当地始终扮演着上层语言和经济、政治语言的角色，并未挤占本地语言的生存空间。
波斯化世界重新审视在当下被碎片化的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脉，为文明史研究补上一块至关重要的拼图。它将当前研究中被碎片化的中东、中亚和南亚等文化区域统一到一个文明框架下，有助于审视欧亚大陆深层的文化连续性，为文明史研究提供了超越国界的视野和叙事。
四、余论：波斯化世界概念的世界回响
波斯化世界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区别于“大伊朗”的区域概念。美国学者约翰·林伯特认为“大伊朗”西起伊朗高原，囊括了伊朗、亚美尼亚、库尔德高地和胡齐斯坦，北部以高加索南部和东部以及中亚(即埃里温、巴库、希尔万以及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一线)为界，东线则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波斯湾是其南部边界。与霍奇森同时期的美国伊朗研究大家费耐生认为，“大伊朗”包含高加索、阿富汗和中亚大部分，同时强调其文化影响延伸至中国、印度和闪米特语世界。一定程度上，“大伊朗”是古波斯帝国故地，地理和政治属性强于文化属性。伊朗学者特别指出，“大伊朗”可能带有复兴古波斯帝国领土的意味，因此，一些伊朗学者认为最好使用“文化伊朗”概念，以免激起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学者的不满。相比之下，波斯化世界并不具备强烈的领土意味。它不仅涵盖了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更将分析重点从民族主权转向以波斯语及其承载的文化认同为纽带的连续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缘政治与族群边界的束缚。另外，波斯化世界并不意味着语言和文化上的“去土耳其化”或“去阿拉伯化”。事实上，接纳波斯语言文化的土耳其人是波斯语的重要推广者之一，但波斯语仅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如奥斯曼帝国的秘书阶层需掌握波斯语以及波斯书法，而使用土耳其语撰写行政文章。不仅如此，波斯文学也从阿拉伯语著作中汲取灵感，萨曼王朝的重臣阿布·曼苏尔·穆罕默德(Abu Mansur Muhammad)主持将阿拉伯语版《国王之书》(Khwaday-Namag)翻译为波斯语，即《阿布·曼苏尔列王纪》(Abu-Mansuri Shahnameh)，该书成为菲尔多西《列王纪》的基础。多元性的语言文化互动为波斯化世界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而作为主线的波斯语言文化建立起了一种相对广泛的“波斯认同”。
西方学界对波斯化世界概念不乏批判之声，而“波斯”正是争论的焦点。美国伊朗裔学者艾哈迈德·穆罕默德普尔(Ahmad Mohammadpour)从民族主义出发，将波斯化世界视为波斯文化霸权的载体。他认为，这一“虚构的语言帝国”，是“伊朗身份”和“以波斯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体现，波斯化掩盖了中东和印度次大陆丰富的语言与文化。法特赫·赛义迪(Fateh Saeidi)和穆罕默德普尔进而将波斯化世界比作一种与欧洲中心主义相似的“伊朗中心主义”知识模式，认为波斯化世界选择性地挪用波斯语言、文学与艺术，试图为其“内部东方”(Internal Orient)锻造一种同质化的表述，忽略了从欧亚大陆到中亚非波斯文化与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与主体性。美国巴基斯坦裔学者沙哈卜·阿赫迈德(Shahab Ahmed)在其名著《何为伊斯兰?论伊斯兰性的重要意义》(What Is Islam?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slamic)中指出，具有语言和民族属性的波斯化有可能导致伊斯兰历史被二元化为“波斯”和“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叙事。他进而提出“巴尔干-孟加拉复合体”(Balkans-to-Bengal complex)概念，通过强调地理属性来客观反映这一地区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荷兰学者基斯·维斯蒂赫(Kees Versteegh)则对霍奇森的理论建构提出质疑。他认为，霍奇森以社会上层语言为核心的波斯化带有明显的精英视角，既忽略基本的社会经济因素，亦无视普通民众的生活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基斯对霍奇森模仿“意大利式”(Italianate)一词，在词尾添加“ate”的学术名词生产展开批判。他指出，“Persianate”和“Islamicate”等概念不仅过于强调外来文化单向影响力，忽视本土原生文化的自主性，其引发的一系列术语增殖（如Arabicate，Buddhate，Hinduicate甚至最近出现的Americanate等）既没有解决实际的学术问题，更未提供实质性的理论价值。客观上，这些对波斯化世界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希望强调西亚和南亚文化的多样性，而阿马纳特和阿乔曼德等学者则试图突出该区域文化和语言的共性。对于他们的学术争论，霍奇森其实早已在其“文明”的阐释中作出回答。波斯语作为被该区域广泛接受的上层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而作为波斯化世界核心的伊朗不但没有被阿拉伯化，反而将伊斯兰教吸纳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对伊朗学界来说，使用“文化伊朗”概念不仅是为了回避帝国叙事，更是为了建构独立于西方的伊朗学话语体系，并以此来对抗东方学的影响。文化伊朗与波斯化世界有着相似的历史际遇和现实关照。哈基姆·加赛米(Hakim Ghasemi)指出，近200年来国际体系的变化破坏了文化伊朗域内各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联系，但相似的历史和文化仍是该地区各国亲近与合作的重要基础。与波斯化世界不同的是，文化伊朗格外强调与中国的关系。穆罕默德·礼萨·马吉迪(Mohammad Reza Majidi)和德赫加尼安·法尔沙·穆罕默德·侯赛因(Dehghanian Farshah Mohammad Hossein)指出，历史上波斯文化在西亚的传播离不开丝绸之路这条“文明与文化传播的高速公路”，而文化伊朗与丝绸之路在地理上高度重合，二者共同推动着西亚的文化交融。但是，近代西方殖民侵略导致丝路起点和中继点——中国与伊朗的衰落，国际格局的变化由此削弱了文化伊朗。从学术视角出发，文化伊朗不仅是对当今伊朗研究的有机补充，也是西亚国家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建构独立学术语言的鲜明代表。值得关注的是，它作为一个超越今天“地理伊朗”边境的无形存在与丝绸之路相呼应，共同在历史上构成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枢纽。马吉迪与侯赛因指出，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框架下，以粟特(Sogdian)、花剌子模(Khwarazmian)和巴克特里亚(Bactrian)为代表的伊朗系文明不仅促进了跨区域的物质贸易，更通过波斯语这一通用语的扩张，构建了一套共享的伦理、审美与行政规范。在现实语境下，文化伊朗具有与阿乔曼德构想中波斯化世界相似的价值。文化伊朗的核心在于其内在的宽容精神，使得佛教、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及伊斯兰教等多元信仰能够在这一文化区域内实现长期的和平共处与文明互鉴。这种宽仁的文化遗产对西亚与中亚地区的和平共处具有参考价值，它亦是应对极端主义倾向的软实力工具。在经济上，通过复兴丝绸之路这一文化纽带，强化地区间基于历史共性的互信，有助于将该区域从零和博弈的政治困境转向基于文化旅游、经贸往来与民心相通的协作框架，从而为西亚地区的持久稳定提供深层的文明支撑。
对中国来说，波斯化世界并不陌生。元朝时中国已与波斯化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泉州出土的《大德三年奉使波斯碑》记载：“至于大德三年(1299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斯(霍尔木兹岛)田地勾当。”大德年间赴波斯的使者杨枢在第一次出使波斯的海路上偶遇合赞汗遣元使者，第二次最终到达霍尔木兹岛。波斯语曾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外交和商业语言之一。元朝始设会同馆负责官方口译，元世祖忽必烈曾开设隶属翰林院的官办波斯语学校“回回国子学”。明承元制，永乐五年(1407年)设四夷馆专司笔译，除设回回馆翻译波斯语外，还编写了波斯语-汉语词典《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永乐六年重设会同馆后，仍保留着负责波斯语口译的回回馆，而这一切都服务于明朝与波斯化世界的交往。在沙哈鲁(Shah Rukh Mirza,1405—1447年在位)统治时期，帖木儿帝国与明朝关系良好，前者曾向明朝多次派遣商队，双方也曾互派大规模使团访问。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往来留下了丰富的书面材料，双方使者撰写了以汉语和波斯语书写的游记，永乐帝给沙哈鲁国书的波斯语译本被保存至今，留下了古代中国与波斯化世界交往的丰富史料。乾隆年间，回回馆仍是会同四译馆的重要机构之一，而波斯阿夫沙尔王朝(Afsharid dynasty)的开国君主纳迪尔·沙(Nader Shah,1736—1747年在位)也曾向乾隆皇帝派遣使节。
总之，波斯化世界史学概念通过解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束缚，重新整合了西亚、中亚与南亚的跨区域历史联系，验证了跨国别、跨学科史学研究的范式可行性。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文明交往的内涵是追求“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波斯化世界是文明交往的成果，其形成并非单一文明的扩张，而是波斯文化与伊斯兰、印度及中华等文明体在长时段内持续互动、融合的产物。该概念不仅在宏观上拓宽了伊朗研究的时空范围，为考察大尺度地理空间内的多元文化互动提供研究方法，在微观上还为伊朗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史提供了波斯化的新视野，有助于学者从波斯化世界的整体框架出发，考察伊朗与印度、南亚和中亚等国家与区域的历史交往。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6年第5期
美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