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东亚地区，铜钱世界内部经常出现价值单位与数量单位相分离的虚货币现象。虚货币产生于一元价值尺度容纳、整合多元交易媒介的过程之中。在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以及金属货币相互兑换机制下，单一价值单位可以容纳多元实货币。随着劣币持续减值、基准铜钱更替以及铜钱相对贬值，持续供应的优质铜钱以低价值量钱串的形式胜出，进而使流通价值单位下的多元实货币重新回归一元。从这一衍生过程来看，铜钱市场尽管并不存在名义上一致的货币单位，却借由虚货币重新达成了价值认定的统一，本质上并未出现区域市场割裂与金融效率降低。
标题注释：本文受资助于香港研究资助局卓越研究计划(编号：AoE/B-704/22-R)、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碑刻中的价格数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CZS035)。
关键词：清代/ 铜钱市场/ 虚货币/ 短陌/ 市钱/
作者简介：丁美琦，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香港 999077）。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25年第6期 第30-43页
一、问题的提出
虚拟货币单位是货币史的世界性命题。在西欧货币史中，货币实体业已消失而其单位在交易中存续使用的情形并不少见。这种现象最早被统称为“幽灵货币”①，后来则多被称为“想象中的货币”②。20世纪前期，奇波拉(Cipola)认为，虚拟货币作为普遍的记账单位，长期以来都是货币政策理论讨论的核心。③路易吉·依诺第(Luigi Einaudi)认为，虚拟货币是早期欧洲国家构建统一货币体系的关键，具有稳定货币的公共政策职能。④虚拟货币在货币体系演进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传统中国也曾出现多种铜钱的虚拟货币。康熙末年，京师周边形成“以一称二”⑤的特殊铜钱行用现象，时称“京钱”，与之类似的还有“东钱”“七折钱”等。彭凯翔认识到这一现象的共通性，将其统称为“虚货币”。本文以“铜钱虚货币”指称历史上各种名义价值单位与实际数量单位相分离的独立铜钱流通单位。为简便起见，后文专以“虚货币”称之。
在近代以前的铜钱市场上，为何频繁衍生铜钱虚货币？作出解答的学者大体可分为非市场方和市场方。非市场方认为虚货币诞生于货币市场之外，与政策规定、民间习惯以及商人行为等因素有关。⑥市场方则从宋代的短陌入手，⑦形成了三种解释：一是“钱荒形成说”，即短陌是因货币量不足所产生的以少当多的货币形式；⑧二是“铜钱升值说”，即铜钱相对购买力上涨，进而以少当多；⑨三是“货币折算说”，此说法强调短陌始于货币间的折算关系，且用来表达特定种类的铜钱。⑩这些论断，几乎成了后来研究者的共识。(11)然而，虚货币是铜钱流通圈中超越时间、跨越国境的普遍性现象，并不能从政策规定、民间习惯和商人行为等局限于特定时空的角度予以解释。此外，钱荒、货币兑换以及货币价值的波动，皆是传统货币市场的频发现象，其本身并未能体现出与虚货币形成之间的必然性关联。因此，有学者意识到，各种虚货币可能是“同一机制之不同程度的结果”，因而“必须从货币体系的结构和铜钱流通的规律中寻找答案”。(12)黑田明伸认为，某一固定价值单位之下手交货币数量的变化，可能是当地市场规避流动性突然短缺的方式。(13)何平等提出，短陌是基准价值单位下货币减值而形成的，短陌比率是良币与劣币的价值之比。(14)彭凯翔考虑了货币价值预期与潜在流通空间对货币本位选择的影响，为货币单位虚化提供了动态解释。(15)
为此，本文首先厘清历史上的虚货币形式，进而分析铜钱价值单位和数量单位发生分离的成因，再从价值单位与数量单位相分离的角度，梳理清代虚货币从铜钱减值、更替以及贬值过程中生成并实现区域价值重新统一的具体过程。
二、短陌、市钱与虚货币
康熙末年，南北各地普遍出现各色虚拟计价单位。京钱、东钱、七折钱、归化城钱等市场通行的货币单位，皆具执行计价尺度的货币职能。这一现象和短陌、市钱等名目混杂在一起。以往研究未能辨析这些名目的多样性及其与虚货币之间的联系，忽视了虚货币在时空分布上的普遍性。
(一)短陌与虚货币
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短陌是对铜钱“不足百当百”现象的描述，并无对其性质、来源的严格区分。东晋《抱朴子》记载“取人长钱，还人短陌”，(16)这里的“短陌”指还钱时数量或质量的短缺，是对当时交易中克扣现象的描述。(17)南朝萧梁时期，交易“不复计数，而唯论贯……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九十为百，名曰长钱”。(18)这是对当时民间使用货币方式的描述。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19)这是对当时官方规定用钱方式的描述。以上三种情形，既可以被划分为交易问题或货币问题，也可以被划分为民间自发行为或官方规定。可以说，同为短陌，但其性质差异极大。宫泽知之注意到这一点，将短陌划分为国家设定的短陌、因纸币与铜钱兑换产生的短陌以及商品交易中的短陌。(20)程民生等则按照行为主体及区域的不同，划分为国家规定的省陌、行业内部的行陌与各区域内部的市陌。(21)何平等认为，货币流通中产生的短陌，经历了从民间习惯到官方规定，再被拓展到纸币制度上的过程。(22)其论述厘清了国家短陌与市场短陌之间的演进关系，尤其值得重视。
本文认为，市场短陌又可以分为交易中的短陌和货币中的短陌。在交易中，商品折耗、讲价还价与货币兑换，都可以体现为货币在数量与质量上的短少。从这一点出发，彭凯翔将短陌与虚货币区分开来，强调虚货币自为本位的性质。(23)实际上，彭凯翔强调的短陌只是交易问题所产生的各种折扣，的确与虚货币不同。除了交易中因货币质量、数量短少而出现的短陌，宋代还存在作为货币单位的短陌。这种短陌与交易短陌不同，被用作通行的虚拟计价单位，本质上是虚货币。
存留于纸背文书的宋代《在城酒务酒账》是目前可知最早系统使用短陌的账目。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舒州榷酒务衙西店的收支记录中，麦曲“每斤计钱一百五十文省”，瓶子酒“每个收钱八十文足”，常酒“每升收钱一百五十文足”，糯米“每斗一百六十文省”。(24)其中，“省”为省钱，即官方承认的短陌，“足”为足钱。省钱100文折足钱77文。除此之外，账目中以省陌做计价单位的情形并不少见，且皆与足钱并行通用。
据此可见，短陌以标价单位的形式被应用在不同行业的交易场合。其一，标价单位面向市场中未知的消费群体，具有普遍接受性，故此处的短陌绝不是交易中偶发的货币兑换形式。其二，此处短陌并没有行业限制，是市场上具有民间信用支撑的通行货币单位。清代的“京钱”“东钱”“七折钱”之所以被称作虚货币，是因为它们皆为民间市场通行的计价尺度，是被普遍认同的货币单位。从本质上看，宋代市场中体现为货币流通原则的短陌也是铜钱虚货币。
就折算关系而言，宋代货币流通中的短陌与清代出现的“七十为百”之类的虚货币皆是数目上的虚实核算关系，并非实体货币之间的折算关系。宋代日常算法反映了当时对短陌与足钱的关系认知，具体如下：
今有官库账管省钱与七十二陌钱，共二百七十三贯七百五十文。为年深索子烂断，共穿排得足陌钱二百六贯四百七十文。问：元本一色钱各多少文？答曰：省钱一百八十七贯四百文，七十二陌钱八十六贯三百五十文。(25)
以上算法记录了宋代官库中两种形式的钱串，即省钱与七二陌钱。宋代官方承认的短陌称“省陌”，以77文称百，即省陌折率为0.77。“穿排”一词表明，省钱与七二陌钱皆为实货币，即算题中省陌名义货币价值单位187400文，但实际只有实体货币144298枚(即187400×0.77)，而七二陌钱名义货币单位为86350文，实体货币则只有62172枚(即860350×0.72)。
可见，无论是“省陌”还是“七二陌”，在实际交易中都是特定数量足钱所对应的虚拟货币单位，而非民间通行的低值实体货币。就货币形式而言，两种货币的实际载体皆可为足钱，并不存在使用范围上的绝对分割。民间普遍使用这种虚拟单位，甚至形成了“足数展省”等简明口诀，以应对两种货币单位的烦琐折算。(26)也就是说，短陌中的一种情况是虚货币。至清代，这种情形不再专以短陌命名，虚货币还有别的名称。如徽州婺源地区主要行用七四钱(27)，其他虚货币(如七扣钱、七五钱、七七钱)亦并存使用。(28)嘉庆年间婺源钟吕村《算法捷径》记载了银、足钱、虚货币三者之间的折算关系：
折钱法：如七四折足百，以则七四钱多少在位，以七四作则乘之；如足百折七四，则以几千几百在位，以七四为则归除之。
银换钱法：照色数换者，假如有银1.35两，八十色换，法云：将钱数在位，以八因之，约1.8两。再起前银1.35，换成钱2.43两。又加几换法，如一二五换，法云：将银子在位，以一百廿五作则，卒之得足钱1687文半。(29)
“折钱法”解释了虚货币七四钱与足百钱之间的折算过程，即足百钱数额除以0.74，可得到七四钱数额(740÷0.74=1000)。
“银换钱法”记载了银换虚、实货币的两种计算方式。“色数换”指用银两换虚货币，“加几换”指银两换实货币。在银两换虚货币中，“八十色换”指银1两可换虚钱1.80两，其中铜钱1两代指1000文。即文中用银1.35两换成虚货币2.43两，亦即2430文(1.35×1.8×1000)。此处虚货币1000文实际价值为足钱694文(1687÷2430)，即七折上下的虚货币单位。(30)此算法显示七四钱、七折钱与足百钱之间属于虚实货币在账目上的折算关系。若虚货币“一文”专指特定的低值铜钱，既难以和足钱保持长期稳定的折价，也无法突破交易的限制并成为通行计价单位。因此，虚货币“一文”并非单个铜钱视角下的减损劣质货币，本质上仍是虚拟计价单位。这种虚拟性在实体钱串中更为明显。
就货币载体而言，宋代货币短陌与清代虚货币的实体皆为优质铜钱，(31)而非1000文的低值铜钱。金代出土了实体短陌钱串，其货币全是官铸优质铜钱，以官方小平钱“一文”为标准，每串接近400文和500文价值，而非传统的1串(1000文)。(32)同时期宋朝境内的货币短陌，其实体货币主要也是官铸优质货币。王圻记载：“一千官会，虽得七百二三十现钱，而砂毛、减轻钱，一千之内率有二三十焉，是实得七百以下也。”(33)不好的钱只有20—30枚，优质钱多达700枚。也就是说，在官铸标准货币之外，虽然还存在旧钱、小钱，但短陌钱串中最主要的铜钱仍是官铸优质铜钱。可以确定，当时以短陌相称的钱串，是以市场中流通的优质铜钱为基准而形成的。
清代虚货币的实体钱串，主要也是优质铜钱。光绪二十年(1894)成书的《交易须知》记载了虚货币钱串的具体串钱方式，京钱、东钱、宣钱1串分别只包含“老钱”500枚、160枚、330枚左右。其中，“老钱”即乾隆以前铸造的较大铜钱。(34)山西各地记载更为详细，民国初年归化城虚货币称“城钱”，以“二百二十文为一缗，又称一串文。小钱混入其中的比例以二十个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按照比例进行处理”。(35)其中，“大钱是乾隆、康熙、雍正通宝等，小钱多是光绪、同治、咸丰及嘉庆通宝等”。(36)此处虚货币的实体钱串，是以优质制钱为主构建价值衡量标准。材料中的“限度”，应是指若实体铜钱不符合此钱串的价值标准，则以相应的比例再行折算。
总之，宋代货币中的短陌是市场通用的计价单位，应与清代的虚货币相同。这种货币形式被纳入演示算法的日用书，可见已成为日常生活交易的计价单位。尽管各行业与各地域的虚货币在形式上或有不同，但这种现象早已超越了行业与地域的樊篱，成为普遍的货币形式。就折算关系而言，市场中货币短陌与七折钱皆表示以虚拟货币价值单位折算实体足钱；就价值承载实体而言，两者皆是以民间市场上的优质铜钱为依托建立起来的虚拟价值单位。可以推论，这种现象由宋至清，始终伴随铜钱交易，并不因朝代更迭、名目变换而改变其性质。
(二)市钱与虚货币
除了短陌，各地市场的虚货币也会被冠以“市钱”，其内涵或有不同。按照字面意思，市钱即市场上通行的铜钱，可分为实体货币与价值单位两种类型。作为实体货币的市钱，一般指区域市场内部通行的杂色钱串。如民国时期安徽宿松县，“不掺和私铸者，谓之制钱，否则谓之市钱”。(37)而同时期的苏州，鹰洋1元兑换市钱1350文，内掺小钱约540文，制钱仅有810文。(38)可见，市钱就是对当地通行杂色钱串的称谓。
然而，民间市场中仍存在区域内部通行的作为货币单位的市钱。民国时期山西静乐县，“当地用七十钱，以七百枚称一串文进行计算”，称为“市钱”，并发行了相应的钱票。当时的货币兑换关系为“银元1个=(小洋)12毫=2330市钱=实数1631枚；小洋2毫=380地片儿钱=266满钱(实钱)”。(39)这里的市钱仅仅是一种票面上的货币单位，并没有实体的货币铜钱与之对应，也属于一种虚拟的货币单位。
民国时期，福建德化县水口镇“日常食品的行情以市钱为单位定价”。(40)若购买货物，则须按照当天市钱与制钱的比价互相换算，但交易中实际使用的并非实体的市钱货币。相关调查称：
假设现在要购买市钱1500文的货物，而当天的市钱行情为(制钱)180文，小银币行情为(制钱)98文，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得出8角47文，(1500÷180×10)÷98=8角47文。(41)
对于标价市钱1500文的货物，实际支付的却是小银币8角和制钱47文。按照材料中的“市钱行情”进行计算，市钱价值1文≈制钱0.56文(100÷180)。由此可知，市钱虽然是计价单位，但在实际授受时，需要以制钱单位为中介换算为小银币以及实体的制钱。当然，具体的折算数量还须考虑当地市场的行情波动，但本质上可被视为一种虚拟货币单位。
概而言之，无论是货币流通中的短陌还是完全虚化的市钱，皆采用虚拟价值单位表达特定实体货币数量，因此都可以被视为是虚货币。
虚货币还有其他多种名称，有些地区甚至连称谓都未形成，但并不影响其作为通行货币单位的性质。南方地区的七折钱，部分地区亦称“草银”。(42)民国时期云南丽江，虚货币“称老钱，一文说成两文”，其中“四十七文，称为九四钱，四十八文称为九六钱，四十九文称九八钱，五十文称为满钱”。(43)这里的“老钱”没有任何具有明显指向性的货币称谓，但本质上仍属于以1枚当2文行用的虚货币。可以说，名目绝不是虚货币的判定依据。一旦跨越了名目的限制，不难发现，虚拟计价单位的现象时空跨度相当广泛。如宋代民间市场中数量各异的货币短陌，金朝出土民间400—500文钱串，明代京师盛行的以二折一“板儿”，广州地区以四折一且不断变化的“挂索钱”，等等。(44)从地域上看，这种现象也并不局限于国内。日本江户时代出现过宽永钱，以四折一行使。越南地区陈朝铜钱“官用止七十为率”，之后民间又出现以五十为百的现象。(45)越南出土了14世纪后期埋藏的1串完整的铜钱和26个小串铜钱。其中，一串钱分别有7个67枚的小串、2个65枚的小串、1个62枚的小串，即一串共有661枚铜钱。在26个小串中，各串数量从59枚到67枚不等。(46)
综上所述，虚货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铜钱流通中超越时间、跨越国境的共通性现象。当中是否存在共同的市场结构，尤为值得关注。清代虚货币大范围涌现，为虚货币的共通性形成机制提供了丰富细节，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
三、铜钱单位虚化与虚货币
虚货币中的“虚”，专指货币单位名不副实的现象，即价值单位与数量单位相分离。“铜钱单位虚化”，指的是铜钱的价值单位与数量单位相分离后，并没有成为独立的货币单位。为此，我们需要首先厘清铜钱价值单位和数量单位出现分离的原因。
(一)铜钱单位虚化之来源
铜钱单位虚化是商品流通中出现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易和货币使用两个方面。
在商品交易中，铜钱价值单位虚化最常见的起因是记账需求，主要表现为同一笔交易中账面价值单位与实际手交货币数量单位相分离，如前述雍正三年徽州婺源已开始使用的虚货币七四钱。但同时也存在类似形式的实货币市钱。民国时期婺源一处账目中使用了八九钱。在“收八房德光公充首贴厅账”一项中，市钱42文后标注“足钱卅八文”(47)，其中38÷0.89=42.7文。可知，此处的八九钱与市钱含义一致，八九钱(即市钱)1000文可折算足钱890文。(48)若市钱单位单纯只是足钱的代称，且没有实体货币与之对应，那么零星的小额记账就没必要反复以八九钱的单位计数。因此，每42文市钱，应存在42枚实体铜钱与之对应。
市钱尽管存在实货币，但基于记账需求也会催生出价值单位虚化的现象。“应春”账目备注为足钱，指以实体足钱38文支付市钱42文。尽管应春支付的是实体足钱，但是为了统一记账，也需要换算成记账价值单位“八九钱”。此项交易中，记账单位的八九钱与实体足钱的数量单位发生了分离，形成了八九钱价值单位的虚化。(49)在实际交易中，八九钱并没有成为普遍的货币单位，与当地的虚货币七四钱、七折钱仍存在实质差别。通过八九钱现象可知，在实体货币不统一的情况下，基于记账需求而衍生的铜钱价值单位与实体铜钱数量单位相分离现象，应较为常见。
除此之外，交易中的各种名目常常以货币数量短少的形式表现出来，导致铜钱单位的虚化不实，主要包括实货币交易的耗费和商品交易的耗费。
第一，实货币交易成本体现在货币数量上，促使铜钱单位虚化。铜钱是计数货币，一旦大额使用就需要穿绳、复杂计数，其中的交易成本经常以“扣底”的形式出现，(50)从而形成了货币名义价值单位与实际数量单位不符的情形。如民国宿松县，铜钱交易时“每百文扣去一文者，谓之九九钱，扣去二文者，谓之九八钱”。(51)除了少量的折扣外，也出现过10％上下的货币耗费。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二十日，在常熟地区生活的传教士鲁日满记载“用0.610两银子兑换了1000文钱，但每100文钱要交回10文”，四月十一日更是达到“每百文交回15文”。(52)依照前文情形折算，此处亦可称为换九折钱、八五钱，专门表示实换得铜钱数量。
第二，商品交易的耗费也会以货币数量的形式体现出来，同样促使铜钱单位虚化。咸丰年间，福建安化茶业成规“八六六兑十足钱”的来源如下：
茶价内，商人应给行用钱，照例三十文。现在于产户茶价内，每串扣钱五十七文以给行户；行户又瞒商人，于茶价内每串多取背手钱五十文，共一百零七文，只得到九七钱八百九十三文。又用以地方向九七制钱，再以九七折算，止得到足钱八六六兑账。最后，事机败露，此五十文之 背手钱，商人不准行户收取，亦不归于产户，转归商人照常收去，仍作八六六兑十足钱。(53)
以上为交易费用体现在货币数量上的具体过程，即行户从产户的茶价内收取行用钱、背手钱107文，产户每串钱只能得到893文(1000-107)。又因为当地通行九七制钱，故实际上产户每串钱只得到制钱866文(893×0.97)。上述交易中的耗费与九七制钱的来源原本是有区别的，但两者皆以货币数量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形成了行业内部的“八八六兑十足钱”习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不再强调其区别与折算因由，积沿成习，便促成了行业内部货币记账单位与数量单位相分离的情形。
实体铜钱掺杂行使的过程中，会出现价值标准在区域、行业上的分化，也体现为铜钱单位的虚化。例如，湖南怀化县用于零星交易的杂色铜钱专称“行钱”(54)，宿松县通行掺和私铸的钱串称“市钱”。(55)民国时山东临朐县钱串掺杂小钱二百、三百，称“二八钱”“三七钱”，“但非一例用之，必循习惯，用于某项方可”。(56)民间市场对非标准钱的容纳、接受，形成了特定区域、行业内有别于标准钱的低价值单位。此时，区域内部价值标准的“一文”，其形成以通行杂色钱串为基准，并没有“一枚”实货币与之一一对应。在这种情况下，铜钱价值单位和数量单位不对等的局面已然形成。
除了多元铜钱掺杂使用导致货币单位发生虚化，铜钱兑换也会造成交易过程中货币单位的虚化。前文业已表明，货币价值单位会伴随着实货币的使用而出现区域上的分化。然而，价值单位的分化并不意味着整个货币市场价值体系的分裂。实际上，区域之间的不同实货币正是以兑换的形式维持了价值认定上的统一。嘉庆年间，浙江萧山县货币市场即是如此：
嘉庆四年……是岁早晚二谷皆丰登，米价值俱与前年相仿，惟市钱更杂。县城及南乡并近城之东乡交易用市钱一百文，抵制钱九十五文；极东各乡至绍兴郡城则抵九十文，名制钱，曰九折钱，颇省选换之烦。(57)
可以看到，同一地域内部的铜钱实货币分化成了不同的价值体系，一个是面向地域内结算的市钱，另一个是面向区域间结算的制钱。市钱是保留在区域内部的价值标准，且地域之间各有不同；而制钱是超越区域的价值标准，用以沟通不同区域的货币体系。在极东乡及绍兴郡城，实体货币制钱九十文具有当地市钱一百文的价值，这意味着拿九十文制钱可购买当地一百市钱文标价的商品。在此交易中，两种铜钱的比价转换，造成同一交易路径中名义价值单位与实体货币数量的不对称，进而产生铜钱单位的虚化。
(二)虚货币与铜钱单位虚化之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铜钱单位的虚化和虚货币在形式上相似，在本质上却存在区别。前文所示记账出现的八九钱、因商品折扣出现的“八八六兑十足钱”、掺杂行使的“二八钱”以及体现铜钱兑换的“九折钱”，其价值单位与数量单位并未完全独立，亦能在交易中追溯其形成的因由。与之不同的情况是，虚货币本身价值单位和数量单位已完全分离，既不局限于特定时空的交易过程，亦不强调货币与交易中的各种因由。
虚货币的最大特点是作为货币单位独立使用，并以货币流通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之所以强调独立，是因为虚货币的生成与当下交易并无关联。在叙述虚货币时，时人称皖南地区“市钱以七十为百，谓之七折钱”。(58)江西丰城县称“市用七一四钱，每千只有足钱七百十四文”。(59)福建连江县以“一分”指代“七文”。(60)以上说法皆指货币使用规则，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规则在实际交易中往往并无因由可考，故时人会以俗例、习惯称之。同样，在北方山西静乐县，当地虚货币七十钱是以市钱钱票形式流通，山西朔县八十钱则直接体现在串钱方式上。(61)两者皆面向当地市场中的所有潜在交易个体。若这种形式只是为了解决特定的交易折耗或货币兑换问题，自然没有必要以通用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说，虚货币并非产生于当下交易场景，而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使用形式。
虚货币与铜钱单位虚化现象虽然在学理上截然有异，但在实际交易中又不断发生联系。早有学者注意到，“物相值”的过程，并不全然是价值的匹配，交易中的各色名目可以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借由价格表现出来的名实分离，表面上看起来只是计算的合理化，其背后却是不对称的利益关系。(62)虚货币以计价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中自然也不乏被各种交易名目利用的情形。
第一，交易方利用虚货币名目不对称的问题，在不改变既有惯例的前提下达到得利或让利的目的，为交易提供了更多机动调整的空间。同治六年以前松江府宝山县缴纳契税，书吏只以虚货币的名义单位进行折算，“民间置买田房产业，向以价钱七百文或钱一千文作银一两填入契内。投税时即照银数完纳”，进而使小民“完税多至倍余”。(63)借贷中亦有此情形，如“江右客民住市场者，放之制钱，八百为一挂”。(64)原本应按照本金“八百”计息，贷方却借用了名目上的差异以“一挂”进行计算，在不改变名义利率的基础上谋取了原先利润的25％[(1000-800)÷800×100％]。
此种行为亦见于一些利益让渡行为。徽州婺源桂岩《文昌会簿》(65)的借贷中，通行年利率为10％。虚货币使用主要为七折钱，“钱一两”即为铜钱700文。乾隆五十年记载“起家借97银弍两，第年交利二钱”。此时，本地银钱比价维持在900文上下。按照常理，起家每年应还九七银0.2两(2×0.1)或铜钱180文(2×900×0.1)。然而，自此以后八年，每年实际只还铜钱140文(0.2×700)，即原本应还银“二钱”被改为虚货币“二钱”。通过虚货币的外在形式，在名义利率10％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已被调整为7.8％[140÷(2×900)×100％]。
第二，交易的耗费、折扣也会直接体现在虚货币的数量上，进而以货币名目的形式强调其正当性。交易产生的铜钱单位虚化并非一次性，而是随着商品交换反复出现。可以说，铜钱单位虚化是商品交换中的现象，虚货币则是铜钱流通中的现象，两者分别处于不同层面，并不互斥。在使用虚货币的基础上，各行业、各地域内部形成的交易折扣与货币换算并未消失。在交易过程中，货币耗费有时并不严格区分本位，而是直接在实货币单位上进行短扣。此种情况出现在青浦镇的七折钱使用中，其扣底串时“七折，六九至六七”，(66)即七折虚货币在扣底之后，又形成了六十九或六十七当一百的新形式。
同样地，不同行业商品耗费不一，也可以一并体现在虚货币的折算数量上。前文湖南安化茶业中的“八八六兑十足钱”，交易折耗与虚货币就是叠加在一起并以数字的形式进行表达的。然而，行业内部的规定并非皆有详细的成因记载。徽州文书中的《摘录天下土产》收录了部分行业对钱串的规定，其中紫梗以八十三为足，冬笋钱串以八十为足，栗子七十五为足，桂皮以七十钱为足，菜油行七折四底钱。(67)与此同时，徽州地区的七折、八折上下虚货币也在日常交易中通行使用。可以推断，行业内部钱串规定之所以各有差异，是因为交易中的各种问题以数字的形式被叠加在了虚货币之上，而并非皆由商品耗费造成。这样的形式进一步强调了耗费的合理化，将弹性交易耗费以货币名目固定下来，最终形成了不同行业各自遵循的内部惯例。
铜钱单位虚化的现象基于交易问题或货币问题不断出现，和虚货币形式相似却本质有别。从交易过程来看，货币单位的虚化往往可以在交易中找到其形成因由，而虚货币作为货币流通规则，却如当时人所感慨的“不知起于何时”。(68)从交易范围来看，铜钱单位虚化与特定交易场景相联系，未能突破时空的限制；虚货币则普遍出现于交易行为中，已然成为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货币单位。概而言之，铜钱单位虚化是商品流通中的现象，虚货币则是货币层面的现象。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起源，并不互相排斥，甚至可能发生叠加。
综上所述，从货币演化结果来看，记账需求、交易折耗、掺杂行使与铜钱兑换等四种情形只能被视为货币单位虚化的原因，很难说是推动虚货币单位形成的普遍性因素。因此，铜钱单位虚化的过程并不等同于虚货币形成的过程，研究者所提到的记账需求、货币折算、商品折扣等，本质上皆无法解释虚货币的成因。(69)此外，部分研究也提出虚货币是政府行为、货币量短缺等因素所造成，何平等对此观点已有驳斥，本文不再赘述。(70)鉴于此，必须从结构性的货币行为中理解虚货币的衍生。
四、铜钱虚货币的市场衍生机制
如前文所述，虚货币是一种超越时间、地域与行业的共通现象，并不等同于铜钱单位的虚化。本节从价值单位与数量单位分离的角度，梳理了清代虚货币在铜钱减值、更替以及贬值过程中生成并实现区域价值重新统一的具体过程。
(一)铜钱衍化
从价值单位(71)的角度来看，铜钱实货币一直存在着多元化趋势，形成了价值单位下实体铜钱的不同衍化结果。在货币职能中，交换手段的职能能够容许多种货币并存而不出大问题，但价值尺度的职能却不能。(72)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铜钱是贱金属货币，极易减值而不被重视。在货币辨别成本过高、劣币信息不对称以及金属货币兑换的过程中，大额货币单位能够容忍减值劣币的存在，笔者将这个现象定义为货币的“容纳”。从学理上讲，容纳特性意味着价值单位下的实货币存在着从一元向多元衍化的趋势。然而，容纳并非无限进行。铜钱能否持续供应，影响了容纳程度的高低，也造就了实货币衍化的不同结果。贱金属货币价值流通单位的容纳特性以及货币供应引发的实货币衍化，是理解虚货币衍生的前提。
为了能清楚展示同一价值单位下实货币衍化的不同结果，我们设定货币市场m存在两种铜钱A与B，两种铜钱的流通价格之比为x，可以得到：xA=B(0＜x＜1)。由于存在自然磨损、人为剪边等情形，A、B中分别出现减值铜钱A-、B-。假设市场上一串钱中两种铜钱的比例分别为a、b，且a+b=1，Vi为市场流通中的价值单位“一文”，其中i为价值单位Vi对应的实体铜钱的集合，Tj代表时间节点。VA表示实体铜钱A对应的价值单位“一文”，而VB表示实体铜钱B所对应的价值单位“一文”。Tj表示节点为j的时间次序。
从表1来看，在只有铜钱A的市场中，VA对应实体铜钱A。在铜钱减值之后，价值单位VA容纳劣币，存在A、A-以及aA+bA-三种钱串与之对应。若铜钱A持续供应，则意味着钱串A与其他钱串差异持续存在，每个钱串会形成不同的价格，钱串之间不可能发生混淆。因此，在VA下，持续供应的实体铜钱变化情形为式1：A—A。
在只有铜钱B的市场中，VB对应实体铜钱B。在铜钱减值之后，价值单位VB容纳劣币，对应B、B-以及aB+bB-三种钱串。若铜钱B不能持续供应，则意味着钱串B与其他钱串的差异不能持续存在。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只有最低价值的钱串B-流通，并由减值铜钱B-承担原有价值单位VB。因此，在VB下，不持续供应的实体铜钱变化情形为式2：B—B-。
在只有铜钱A的市场中，VA对应实体铜钱A。如果低值铜钱B也出现在流通中，VA容纳低值货币，对应A、aA+bB两种钱串。在A与aA+bB钱串皆能承担价格VA时，人们选择以价值最低的aA+bB钱串支付，最后只剩下aA+bB钱串承担原有价值单位VA。因此，在VA下，掺杂钱串的变化为式3：A—aA+bB。
说明：当货币市场内部只存在不持续供应的货币B时，式2中的VB所对应的货币由B到B-这一趋势会不断循环，实际价值无限趋近于0，即B—B-—0。在实际的货币市场中，货币本就多元并行流通。一次或数次减值的货币，会出现或被其他货币代替、或被重新定价、或被驱逐出货币流通圈等情况。以上变化，在通行的价值单位上皆会体现为实货币价值趋向于0。
以上三种情形显示出铜钱的掺杂行使不断强化货币价值单位向低值实货币倾斜的趋势。相关情形在实际货币流通中反复出现，层层交叠，令原有价值单位所对应的实货币不断“向下”，并伴随着价值预期所形塑的货币使用偏好，形成了虚货币的不同衍化路径。
(二)铜钱减值
考虑到铜钱的交易成本过高、识别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同一价值流通单位下实货币会出现减值趋势。在多元货币市场中，铜钱不断掺杂低值铜钱行使，并被市场有限度地接受，而不能持久供应的劣币往往伴随着持续的减值。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原有的基准价值单位并不会随着铜钱自身的减值而迅速作出改变，反而不断向低值货币倾斜。这是铜钱虚货币第一种形成路径。
在掺杂外来低值铜钱的同时，基准价值单位下的实货币减值趋势仍未停止。在铜钱掺杂行使的基础上，不能持续供应的铜钱B仍在持续减值，直到成为市场中可感知的劣币并被重新定价，促使整个钱串的价值逐渐靠拢该钱串中的好钱的价值。在通行的一串铜钱之中，原先由实体货币A构建的价值VA所对应的货币实体，在市场对劣币的新定价乃至弃用过程中转变成aA，其中虚货币的折算比例=
=a。此即虚货币形成的第一种路径(见表2)。
民国时期陕西华阴县铜钱掺杂行使，“每钱一千搭用铁钱二百，名曰二八钱”，然而“行之十年，人以铁之贱而赘也，去之，仅以铜钱八百袭一千之名，俗谓毛钱”。(73)在铁钱搭用之前，全铜钱为A；铁钱搭用之后，为aA+bB，即0.8串铜钱+0.2串铁钱；十年之后为aA+bB-，即0.8串铜钱+0.2串减值铁钱。最后，铁钱在实际使用中持续贬损，结果导致铁钱的市场购买力不断下降以及搬运成本升高，后逐渐被弃用。此时，整个钱串只剩下0.8串铜钱，形成以800文铜钱指代1000文的“二八钱”价值单位。
钱串中的劣质铜钱持续减值，经年累月不断反复，所以整个钱串的价值将无限趋近于该钱串中的好钱的流通价值，最终衍化出名为一千实只八百的特殊货币形式。随着时间变化，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便会被淡化。民国陕西地方收纳钱粮，需要核算钱数虚实时，“用二八钱者，每串作实钱八百文”。(74)“二八钱”中的“二”既无实货币与之对应，亦无可追溯其因由的痕迹。此时，“二八钱”俨然已为具名，成了行用中的虚货币。光绪年间李提摩太经过山西时惊讶于当地的“八二钱”，原先钱串每百文掺搭18文铁钱，“铁钱变得锈迹斑斑，不堪使用，于是在交易中，人们就说只给我82文就行了”。(75)以上案例虽皆与晚清后期的铁钱相关，但应该也可以反映出铜钱掺杂劣钱之后，随着劣钱的价值贬损，整个钱串的价值将无限贴近该钱串中好钱的价值。
(三)铜钱更替
作为贱金属货币，铜钱的搬运成本相对较高，容易沉积于底层货币市场，导致铜钱流通出现了地域分化与市场分层，如前文所述嘉庆年间浙江萧山专用于区域间交易的“制钱”与专用于区域内交易的“市钱”。循此逻辑，我们假设某区域存在两种铜钱A与B，两者价值之比为x，若该区域内部的价值是以货币B构建起来的，则VB=xVA，即当以优质货币A支付时，xA可购买以B为单位标价的商品。在实体货币中，一串钱中只有x个铜钱A。然而，该区域内部沉积的铜钱B并非持久供应的优质货币，一旦出现劣币化，即式2，铜钱B便从市场上逐渐消退；由于铜钱A持续供应，其开始沉积到下层市场并逐渐替代B。货币B虽然逐渐消退，但其货币价值单位VB仍在使用。这样一来，在实货币市场中，由当地通行的价值单位VB所构建的钱串中只有x个货币A。因此，虚货币的折算比例=实际价值数量/名义价值数量=x。具体过程详见表3。
乾隆初年，部分地区形成了以康熙1钱重的小制钱为基础的区域性价值标准，引起铜钱秩序混乱。时江西巡抚陈宏谋称：“惟江西、南昌等府向来惯用小广钱，而不用大制钱。”(76)所谓“小广钱”，即康熙年间铸造的1钱重小制钱。(77)然而，康熙四十一年以后1钱重小制钱停止铸造，这造成了严重后果，“大制钱到江易致销毁，即广钱亦剪去钱边”。(78)即当时铸造的1钱2分重的大制钱在向市场推行时，被不断销毁重铸以符合当地的铜钱标准，甚至小制钱(即小广钱)也出现了不断减值的现象。
面对江西大制钱难以推行的混乱局面，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也难以奏效。官方只能规定将大制钱以折算小制钱的形式进入民间市场，“一切兑银买物，大制钱与小广钱均许兼用，每大制钱八文，作小广钱十文”。(79)随着乾隆以来的不断供给，大制钱开始进入并沉积到区域内部，取代了小制钱的地位，成为市场通行的实货币。然而，原先以小制钱为基准构建的货币价值单位并未随实货币的更替而变动，“建昌、南赣一带概用大制钱，不用小广钱，其价仍准折算有八折、七折、七五折不等”。(80)查江西各府，七百、八百的折算情形，确如所述。
(四)铜钱贬值
当区域通行价值V的实体货币集合为钱串aA+bB时，改用优质铜钱A进行支付，则应有实货币(a+xb)A。若B相对于A发生急剧贬值，形成了VB=x1VA，(0＜x1＜x＜1)，市场对货币B的价值预期必然急剧下降，持有以及接受货币B的意愿亦随之下降，铜钱B逐渐退出市场。在此情况下，原先掺杂行使的实体货币进入由A主导的价值评估，进而由一定数量的实货币A锚定原有的流通价值单位。这样一来，(a+x1b)＜(a+b)，即出现数量单位与价值单位不对等的情形。虚货币的折算比例=
=a+x1b。具体过程详见表4。
式4与其他三式不同，仅是对人们选择低价值钱串行为的描述。从成丰年间直隶顺义县的东钱演变可以窥见虚货币的衍生过程。雍正以后顺义县通用东钱，“以九百七十五文作六吊，每吊实合一百六十二文半，通常以十六文作一百”。(81)此情形随着基准钱内部铜钱的相对贬值再行演化：
咸丰三年，东南军兴，滇铜不至，议铸当十大钱，增铸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数种……迨军事停顿，各种钱币，概行停废，仅余当十大钱流行。西南隅每个折制钱二文。一时私铸、鹅眼、薄砂层出搀使，时禁时开。白河东岸村镇遂演出一种二八东市钱，以东钱八百四十三文作一吊，实合一百三十七文，通常以十四文为一百，多用麻绳贯穿，以两吊为一串。(82)
据上文，咸丰年间铸行的一个当十大钱贬值为制钱2文。在这种情况下，原先16文当百的东钱，成为当地的14文当百的二八东市钱，即原先0.16枚制钱(16÷100)当1文变成了0.14枚(14÷100)当1文。所谓“二八东市钱”，最初应是东钱钱串掺杂了当十制钱，其中“二八”指当十钱与制钱的分成。之前应有162.5文制钱的东钱串，当中混合了20％的当十制钱，即3个当十制钱(162.5×0.2÷10)，130个制钱(162.5×0.8)。当十制钱贬值为制钱2文之后，再用制钱去衡量整个掺杂当十制钱的东钱钱串，即当十钱总价值为制钱6.5文(162.5×0.2×0.2)，制钱总共为130文(162.5×0.8)，原先162.5文制钱的钱串至此仅余下137文制钱价值(130+6.5=136.5≈137)。由此，最初以162.5文制钱称千文的虚货币东钱，衍化出新的以137文制钱称千文的二八东市钱。原有虚货币在进行掺杂行使、价值评估之后，衍生出一种新数量的虚货币。
概而言之，以上情形分别代表了铜钱内部虚货币形成的三种路径，本质上皆为基准价值单位下实货币变化所衍生的结果：其一，通行钱串中劣币持续减值，使得劣币被弃用，此时虚货币的折算比例(实际价值/名义价值)为原有钱串中好钱的比例；其二，区域内部基准铜钱更替，价值单位下的实体铜钱衍化为低价值量的好钱钱串，此时虚货币的折算比例为不同时间下基准实钱的价值兑换之比；其三，通行货币中劣币发生贬值，致使人们选择好钱构成的低值钱串，此时虚货币的折算比例为铜钱贬值前后的好钱数量与原先铜钱数量之比。
五、结论
铜钱是中国传统王朝长期发行的唯一铸币，也是民间频繁使用的小额货币，兼具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属性。从这个角度，铜钱的发行与管理为“明线”，流通与行用则为“暗线”。明清货币格局鼎革无疑是“明线”“暗线”交织的结果，而“暗线”之下的市场运作却少有言说。作为民间货币市场自发衍化的结果，虚货币长期存在，却唯独在清前期大规模落地，暗示了货币史的一大变局。然而，多样的名目以及复杂的形式令原本就不易言表的虚货币更加晦涩难明，一度被称为“货币史之谜”。(83)因此，厘清虚货币的内涵及其形成机制是理解传统货币体系变迁的关窍。
本文认为，虚货币产生于多元铜钱市场中价值单位容纳、整合实体货币的过程，本质上是区域价值单位下实货币一元化回归。在同一价值单位下，多元铜钱不断变化并衍生虚货币的过程见图1。
图1 价值单位下实货币演化生成虚货币的过程
首先，铜钱虚货币的形成，酝酿于基准价值单位对多元实货币的容纳，而容纳现象则根源于铜钱的多样性。在交易中，铜钱作为贱金属小额货币，在大额单位下具有不断容纳低价值量货币的特性：其一，在识别劣币成本过高以及信息不对称时，市场基准价值单位接受低价值量铜钱掺杂其中；其二，在多元货币更迭的市场中，基准价值单位允许其他铜钱以不同比价与之兑换。以上两种情形，导致基准价值单位下存在不同类型的铜钱，即铜钱价值单位下实货币的多元化。其次，铜钱虚货币的最终形成，出现于价值单位对多元实货币的整合。在市场开始识别劣币以及货币不断更替的情况下，铜钱价值单位在容纳过程中出现了劣币持续减值、基准铜钱更替以及铜钱相对贬值等三种情形。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供应的优质铜钱以低价值量钱串的形式胜出，以数量的削减维护价值的划一，进而形成了通行的虚货币单位。
虚货币形成后，一元的价值单位剔除了原先容纳的多元铜钱，重新回归了锚定一种实体铜钱的状态。从这个过程来看，虚货币的生成是一元价值尺度不断整合多元交易媒介的结果。其背后则折射出，铜钱市场虽不存在名义上一致的货币单位，却借由虚货币重新达成了价值认定的统一，本质上并未造成区域市场割裂与金融效率降低。
*本文还受到陈志武教授、曹树基教授、马德斌教授、Ghassan Moazzin、Mathew Lowenstein以及匿名审稿专家的鼓励、支持与建议，特此感谢。
注释：
①英文为Ghost Money，参见卡洛·M.奇波拉：《地中海世界的货币、价格与文明5—17世纪》，宁凡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版，第69—90页。较为著名的幽灵货币单位包括14世纪米兰公国的虚拟记账单位佛罗林(florin)、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盾(guilder)、英国皇家尼日尔公司在非洲使用的虚拟贝币单位考里(cowries)等。参见Volckart Oliver,The Silver Empire:How Germany Created Its First Common Curren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4,pp.34-43; Willem G.Wolters,Managing Multiple Currencies With Units of Account,Paper contributed to the ⅩⅣ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2006,pp.7-10; Vice David,The Coinage of British West Africa and St.Helena 1684—1958,Birmingham:Peter Ireland Format,1983,p.13。
②英文为Imaginary Money。也有货币史学者称之为“政治货币”(Political Money)。参见Luigi Einaudi,Luigi Einaudi:Selected Economic Essay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ian,2006,pp.154-159。
③卡洛·M.奇波拉：《地中海世界的货币、价格与文明5—17世纪》，第71页。
④Luigi Einaudi,Luigi Einaudi:Selected Economic Essays,pp.180-181.
⑤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183页。
⑥吕长全：《清代京钱考论》，《史学月刊》2022年第9期；邵义：《费雪货币论述与清代北京虚数钱计物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邵义：《清代京钱小考与〈红楼梦〉所涉地点辩析》，《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何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⑦“短陌”一词性质各有不同，具体可分为国家规定的短陌、纸币与实体铜钱兑换的短陌以及商品流通中的短陌。本文讨论的虚货币在宋代体现为商品流通中的货币短陌，是市场自发衍生的货币现象，和国家行为、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行为互相区别。参见宮澤知之「唐宋時代の短陌と貨幣経済の特質」『史林』第71巻第2号，1988年3月，193頁。
⑧加藤繁「唐宋時代におけゐ金銀の研究」『東洋文库』第29巻，1926年，476—478頁；赖瑞和：《唐代除陌法和除陌钱新解》，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23辑，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程民生、张瑞生：《论宋代钱陌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陈明光：《“短陌”与“省陌”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陈彦良：《南朝梁、陈币制变动和通缩通胀——铁钱与“短陌”的形成及意义新探》，《清华学报》(新竹)2012年第4期；朱安祥：《早期短陌研究二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
⑩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井上泰也「宋代貨幣システムの継ぎ目—短陌慣行論」伊原弘編『宋銭の世界』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09年，51—52頁；王怡辰：《论唐代的除陌钱》，《史学汇刊》(台北)2008年第22期。
(11)“京钱”被认为起始于官方小制钱与其他制钱的折算；“东钱”的起源被追溯到明末旧小实钱与制钱的折算；“七折钱”被视为银钱比价稳定兑换下的结果；“城钱”则被视为弥补货币量短缺的一种货币形式。参见吕长全：《清代京钱考论》，《史学月刊》2022年第9期；赵士第、邱永志：《清代“东钱”问题再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6期；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刘瑞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16—317页；张景瑞：《清代“七折钱”惯例新探》，《浙江学刊》2022年第1期；蔡松颖：《货币的地域性——以清代归化城钱为例(1822—1912)》，《新史学》(台北)2024年第2期。
(12)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188页；何平、林琳：《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3)参见Kuroda Akinobu,"What is the Complementarity among Monies? An Introductory Note,"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Vol.15,No.1(2008),p.12。
(14)何平、林琳：《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5)参见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188—189页。此后，吕长全(《清代京钱考论》，《史学月刊》2022年第9期)证明了康熙七分小制钱可能真实存在，于乾隆时期获得合法流通地位，且很可能由此获得当时最大的流通空间，成为市面的本位货币。就论述材料而言，作者仍旧无法排除京钱作为钱票货币单位以及特殊的制钱钱串这两种可能，即无法完全证实乾隆时期的京钱实体仍是康熙小制钱。更重要的是，京钱独立使用可追溯至康熙末年，显然早于作者所述的乾隆时期。是故，笔者对此京钱虚货币形成路径仍旧存疑。
(16)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6页。
(17)朱安祥：《早期短陌研究二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
(18)《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0页。
(19)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三笔》卷4《省钱百陌》，《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70页。
(20)宮澤知之「〈論説〉唐宋時代の短陌と貨幣経済の特質」『史林』第71巻第2号，1988年3月，193頁。
(21)程民生、张瑞生：《论宋代钱陌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2)何平、林琳：《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23)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179—180页。
(24)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博物馆编：《宋人佚简》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8—89页(页码为笔者自编)。
(25)《永乐大典》16343引《透帘细草》，汪圣铎编：《两宋货币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8页。
(26)足数展省：一加三，二加六，三加九，四加十二，五加十五，六加十八，七加廿一，八加廿四，九加廿七，十与一同。省数归足：一七七，二一五四，三二卅一，四三小八，五三八五，六四六二，七五卅九，八六一六，九六九三，十与一同。即足钱10文，写为13文，以此类推。参见陈元靓：《新编纂图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卷5《别集》，汪圣铎编：《两宋货币史料汇编》，第118页。
(27)目前，婺源地区“七四钱”记载最早可追溯到雍正三年(1725)，当时的《双杉王氏支谱》中规定祭祀捐输“以七四串钱一两五钱为则”。王申农纂：《双杉王氏支谱》卷16《编规》，张海瀛等编：《中华族谱集成·王氏谱卷》第18册，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828页。
(28)婺源钟吕村《仁本堂洋五府君公储规例及收支账簿》乾隆三十二年(1767)价格，标注“每担三两三钱算，七扣钱，九九吊”。《积庆堂公储账簿》乾隆十三年八月十六日早籼价格中，标注“银九七色，钱七五折”，分别见于《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第10册，第4965、4845页。“七七钱”使用见于《徽州婺源江氏各书租簿》，第14页，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档号01090902070088，https://gffggce98c4837f814e66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ndex.php/。
(29)徽州婺源钟吕村《算法捷径》，成书于嘉庆年间，俞唯斋立，笔者私藏。为方便阅读，史料原文为苏州码的数字，本文一律录为阿拉伯数字，不再赘述。
(30)尽管此处虚货币折足数额为694文，但仍可称为“七折钱”，因为在实际使用中，七折上下的虚货币往往会被称为“七折钱”。参见王振忠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7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132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珠里小志》卷3《风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31)清后期北京的京钱从锚定制钱转向锚定当十大钱与铜圆，已脱离了优质铜钱。其中涉及货币市场的其他条件变化，笔者将另文再讨。
(32)杨君：《金朝铜钱货币流通贮藏形态管窥——以出土金朝钱币实物为中心》，《中国钱币》2015年第6期。
(33)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7《钱币考·会子》，《续修四库全书》第7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34)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编：《交易须知》卷2，中华书局、三晋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35)東亜同文会編『支那省別全志』第17巻 秀英舍，1920年，888頁。
(36)東亜同文会編『支那省別全志』第17巻，888頁。
(37)民国《宿松县志》卷17《实业一·货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页。
(38)《禁小钱论》，《申报》，1874年7月17日，第1页。
(39)東亜同文会編『支那省別全志』第17巻，809頁。
(40)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福建省全志(1907—1917)》，李斗石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1页。
(41)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省别全志》第14卷《福建省全志(1907—1917)》，第501页。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乃笔者所加。
(42)国民政府编：《民商事习惯调查录》第2册，南京司法行政部1930年版，第1058页。
(43)和汝恭：《从前的丽江市场》，丽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丽江文史资料》第6辑，1992年印行，第74页。
(44)何平、林琳：《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杨君：《金朝铜钱货币流通贮藏形态管窥——以出土金朝钱币实物为中心》，《中国钱币》2015年第6期；彭凯翔：《“京钱”考》，《江苏钱币》2013年第2期；邱永志：《明中叶广州挂索钱的演化》，待刊。
(45)汪大渊著，苏继倾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
(46)樱木晋一『貨幣考古学序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9年，258頁。
(47)《宗祠清明簿》，王振忠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5册，第209—210页。为保留文本原始状况，文中苏州码以阿拉伯数字进行录文，原文书写较小的批注，设为更小字体。
(48)在文字表述中亦可证明。如“收八房德光公充首贴厅账”分别向9人收市钱42文(9×42=378)，原文记载共收八九钱378文。后文“收门庭会及宗祠贴银账”中分别收市钱1820文、320文(1820+320=2140)，总数记载为共收八九钱2140文。由此，市钱1文等同于八九钱1文，市钱即八九钱。参见《宗祠清明簿》，王振忠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5册，第210页。
(49)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其他账簿，如江西会昌县《同治七年(1868)清明祭费及去岁秋收纳谷数》记载所收的市钱、时钱在最终核算时皆折为足典大钱，徽州婺源县江湾镇钟吕村《□□公清明簿及收支簿》中收入的市钱需要八折为大钱进行记账。参见黄志繁主编：《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会昌卷》第2辑，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页；黄志繁等编：《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第11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033页。
(50)如零散铜钱不需要人工穿绳计数，就无须扣底。民国《简阳县志》卷19《食货篇》，《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27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66页。
(51)民国《宿松县志》卷17《实业三·货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4册，第379—380页。
(52)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赵殿红译，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16页。
(53)湖南法制院、湖南调查局编印，劳柏林校点：《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152页。
(54)怀化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怀化大辞典》，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55)民国《宿松县志》卷17《实业三·货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5册，第374页。
(56)民国《临朐续志》卷11《钱币》，《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67号，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577页。
(57)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余，《续修四库全书》第5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03页。
(58)顾张思：《土风录》卷10《串头七折钱》，曾昭聪、刘玉红校点：《历史小说大观：土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59)韩文绮：《韩大中丞奏议》卷9《审拟丰城县民熊大邦京控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60)民国《连江县志》卷9《明清赋税》，《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1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61)具体参见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绘制民国四年(1915)山西静乐县普利通钱铺发行的市钱凭贴、朔县八十钱钱串，分别见于東亜同文会編『支那省別全志』第17巻，810、876頁。
(62)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226、237—238页。
(63)同治前期松江府钱价维持在银1两可换钱1600文上下，此时契税是原来的2倍多(1600÷700≈2.29)。光绪《宝山县志》卷3《芦课·杂税》，《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07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64)宣统《永绥厅志》卷30《从谈》，《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3册，第455页。
(65)徽州婺源《文昌会簿》，乾隆五十九年立，作者自藏。
(66)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珠里小志》卷3《风俗》，第26页。
(67)《摘录天下土产》，王振忠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15册，第324—367页。
(68)沈涛：《瑟榭丛谈》卷上，《聚学轩丛书》第5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版，第111页。
(69)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95页；赵士第、邱永志：《清代“东钱”问题再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6期；吕长全：《清代京钱考论》，《史学月刊》2022年第9期。
(70)何平、林琳：《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71)本文中的“价值单位”专指货币价值流通单位，与货币数量单位相对立，也区别于货币的实际金属价值量。假设七折钱1000文，实际折足钱700枚，那么此处的1000文是七折钱的价值流通单位，与700枚的货币数量单位相区别，而实际金属价值量则为足钱700文。
(72)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73)民国《华阴县续志》卷3《田赋志·钱币》，《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5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74)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0《田赋五》，《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陕西》第5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97页。
(75)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76)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14《文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页。
(77)《清高宗实录》卷232，乾隆十年正月辛巳九日，《清实录》第1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78)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14《文檄》，《滴代诗文集汇编》第280册，第323页。
(79)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14《文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0册，第324页。
(80)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14《文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0册，第323页。
(81)民国《顺义县志》卷11《金融志·钱币》，《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8号，第547页。
(82)民国《顺义县志》卷11《金融志·钱币》，《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8号，第547—548页。
(83)Kuroda Akinobu,"What is the Complementarity among Monies? An Introductory Note,"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Vol.15,No.1(2008),p12.Kuroda Akinobu,The Global History of Mone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20,p.64.
美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