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26年5期）
宋神宗在位期间，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大变革期。不过，这一风云激荡时代的前夜，却经历了一段堪称庸常的短暂时光，即神宗之父英宗的统治期。关于这位皇帝及其统治，教科书乃至大多治史者常一笔带过，以至于世人大概只对“濮议”留下些许印象。其实，英宗并非可用庸主简单概括，其乏善可陈的背后，累积着太多的难言之隐。
一
英宗在位不足四年，是宋朝十六个正式皇帝中最短命者之一，仅比北宋与南宋两个末代亡国之君稍长。英宗又非皇子出身，属两宋四位由过继宗室即位中的一个。英宗身上的这两点，仅是表面印记，一切复杂的内情还要先从其身世说起。
中国古代君位传承，讲究嫡子继承的政治规矩，唯当帝王无子时，宗室其他人才有入居机会，宋英宗便遇到这样的契机。不过，宋朝这位第五代皇帝即位之路，却是一波三折。英宗原名宗实，生于仁宗明道元年（一〇三二）初，是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据记载，真宗当年因诸子先后夭折，不得已挑选亲侄允让养于宫中，以备无后之患。到真宗再诞下一子（仁宗）后，他才被送回本家。不承想，相似的经历会再度轮回到允让之子身上。
仁宗作为真宗唯一的血脉继位，是宋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时长四十二年，但再度遭遇子嗣问题的困扰。这位君主孱弱多病，年过三十尚未得子，景祐二年（一〇三五），只得收养濮王允让四岁之子宗实。以人之常情度之，幼儿宗实入宫的感受，恐怕主要是亲情割舍之痛及对陌生环境的恐惧，而非幸运的喜悦，至于其父的心绪，或许更为复杂，因为已领略过个中滋味。次年，仁宗后宫产下一子，不过当天即亡，故宗实尚未受到影响。但到宝元二年（一〇三九），当仁宗第二子降生后，八岁的宗实遂一如其父当年那样，被无情地送出皇宫。对宗实而言，四年深宫的生活实在孤独无趣，处处任人摆布不说，最后还被抛弃。而他回到魂牵已久的家中，又不免与亲人疏离。《宋史 ·英宗本纪》称：当年的他“好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这种对帝王的叙事，意在凸显正面特点，却遮蔽了其中的隐情。显然，英宗畸形的童年时光，在造就其过早老成模样的同时，也会形成敏感多疑的性情，这势必对他成年后的行事产生深刻影响。
要说仁宗皇帝，同样在特殊状态下成长，其出生时即与生母分离，被不育而精明的刘皇后收于膝下。他童年登基后，又多年受到摄政的刘太后控制，甚至连婚姻也不能自主。此番缺乏温情的经历，决定了仁宗不会在意被驱离的养子。史载，打发宗实出宫一年半后，仁宗的次子再度夭折。时隔两年，仁宗第三子降临，然而这个被寄予无限希望的幼子也仅活到一岁多。此后，已届中年并时常病痛缠身的仁宗，为子嗣执念所困，尽管御医频繁出入身边，可终究无果。如此一来，朝野揣测不断，坊间甚至出现流言，以至于皇祐二年（一〇五〇）还发生了假冒皇子的事件。东宫虚位问题久拖不决，使得群臣焦虑不安。
从皇祐五年开始，已有官员奏请再收养宗室子弟，仁宗因依然心存幻想，故对此搁置不议。到至和（一〇五四至一〇五六）期间，仁宗接连病重，甚至出现神志不清的状况，宰相文彦博、富弼等大臣曾不得不留宿宫中，以随时应对不测。至和三年中，当仁宗病情渐轻后，皇嗣之议再起，包括谏官范镇、翰林学士欧阳修在内的众多官员接连上奏，请求以宗室之子备位。时年四十七岁的仁宗无奈，勉强答应三年后解决。其后，宫中倒是数次传来有孕的喜讯，不过所产皆为女婴。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十月，仁宗被朝官司马光等人苦劝说动，才最终与宰相韩琦商定将宗实接回，此时早过了君臣约定期，而宗实已是三十岁的成年人。
二
宗实离开皇宫二十多年，本已适应了当下生活，孰料又要重演螟蛉子的角色，他自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抵触，便以父丧为由，婉拒君臣的安排。由此竟出现令常人惊诧的一幕：前来宣诏的宦官接连碰壁，宗实谢绝的上表也有十八份之多。宗实的举动实不难理解，既有灰心与多疑的性情交织，也有对仁宗的怨气，他的即位之路遂再添波折。
翌年秋，韩琦借言官奏请立储之机，与参知政事欧阳修商议以诏书的形式，给予宗实正式皇子的名分，仁宗也予以采纳。随之，仁宗当着众宗室的面公布了这一决定，并为宗实改名“曙”，此即英宗赵曙得名由来。然而，据宋代史籍记载，当两位宗室成员奉命前来迎接时，赵曙继续称病固辞，其身边人苦劝，他才透露出“非敢邀福，以避祸也”的话。由此可见，他对此仍心存疑虑。又历经多方二十余日往返劝说，赵曙最终才同意入宫。至此，看似进展顺利，岂料在最敏感的时间又出现了意外。
宋代多种史书记载有仁宗遗腹子的骗局，其中欧阳修文集中的《奏事录 ·又三事》最详。原委大致是：后宫柳氏（另说翁氏）有个韩姓婢女在井边汲水时，被仁宗看到有小龙缠绕其身，仁宗感到神奇，于是召之临幸，事后还赠以金镯为证。这位被宋人称为“韩虫儿”的女子，随后便宣称怀孕。此事发生在赵曙进宫后数月的当年岁末，不仅曹皇后知情，宫中也广为传播，故赵曙不会不知。这对其又是一击，因若有皇子降生，他可能再次出局。所幸的是，次年的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三月，韩虫儿自称的龙种尚未出现，五十四岁的仁宗就撒手人寰。不过，此事在仁宗病逝之际并未穿帮，因此给即将登基的赵曙带来不少惊扰，如欧阳修所说“唯韩虫儿事籍籍不已，云大行尝有遗腹子”。直到同年九月，韩虫儿编造身孕的真相曝光，悠悠之口才被堵住。
经历如此漫长、坎坷的过程，英宗终于在当年四月一日即位。但他数日后便患上重病，且举止异常。在为仁宗举办大殓仪式时，英宗竟在灵柩前奔走呼叫，致使场面颇为尴尬。在此状况下，宰执大臣只得请曹太后暂时垂帘听政，以免无人做主，就此出现宋代第二次太后摄政的局面。其后数月，英宗病症频发，其行为更为乖张，他不仅时常拒绝服药，动辄打骂身边宦官，还不时口出怪诞之语。宋朝国史留下的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录，令后世颇为费解，因若其早有类似举止，仁宗君臣断不会从众宗室中选定他。既然英宗是即位时才忽然身心俱病，其因是否蹊跷？
揆诸英宗当时情形，可知其患病不假，不过病因应主要缘于胸中郁积已久的块垒。他幼年已留存委屈的心疾，成年再入宫后即便处处谨小慎微，还又遇到韩虫儿事的刺激，唯恐二度成为弃子，因此忧思过重。故他当时染疾，理当与长期紧绷的神经突然释放后引起机能紊乱有关，同时也有借宣泄来测试太后与臣僚态度的可能。而曹太后随即安然问政，令脆弱的英宗更为不快，遂终于忧愤成疾，成为真正的病夫。改元“治平”时期的开局，就此蒙上不少阴霾。
三
北宋中叶，宋廷已显现明显的疲态，一方面，边患几度令君臣宵衣旰食，范仲淹因此发出过“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喟叹；另一方面，内政积弊丛生，尤其是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极为严重，导致府库空虚。其间出现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曾试图予以改革，却遇阻戛然而止。至仁宗朝晚期，朝野不少士人已对现状表达强烈不满，如王安石在“万言书”中针砭种种沉疴。但不仅一贯因循的仁宗惧怕生事，保守的当政大臣也无力变革，这正是英宗即位的大致背景。
据说，英宗在称帝最初的几天，曾显现出一种英气，每当辅臣上奏政事，他必先询问始末，再加以裁断，史称“莫不当理，中外翕然，皆称明主”。显然，他很想有所作为，然而，随着突然患上大病，曹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他立刻发生转变。在大半年时间里，英宗常卧病不出，即便上朝也很少开口，听由太后与臣僚商定。
从曹太后的角度看，其本无子女，故对继子英宗虽谈不上多少感情，却不至于仇视。其实曹太后的外甥女高氏，与英宗结为夫妻，最终成为皇后，因此曹太后与英宗还多一层关系。但是，从来权力决定立场，尤其宫廷最无情，摄政太后不愿放权，成年皇帝以怨相报，几乎是史上常态。故当宋朝禁止后妃干政的政治传统出现空隙时，前后摄政的太后皆不甘寂寞，曹太后自不例外。由此，英宗初年两宫之间产生的芥蒂，已为难掩的秘密，庙堂气氛遂不免紧张。不过，宋代史籍甚少评论曹太后与英宗嫌隙的原因，更多归咎于彼此身边宵小的挑拨。
作为顾命大臣的韩琦，论公论私都须调和两宫矛盾，以确保新旧交替平稳，因为皇帝终归要亲政，而太后只是过渡性当权者。他遂常入宫探视英宗，询问病情甚至亲自喂药外，更主要是开导。其间双方交谈到何种程度已不知，但英宗说出“太后待我无恩”，则说明其积怨甚深。对曹太后屡言英宗无礼，韩琦也尽量劝解，必要时则点明利害。史载，韩琦曾对太后坦言：皇帝在宫中有赖太后保全，若一旦出事，太后亦未必能安。韩琦的居间调解，当令双方有所清醒，众多朝臣忧心忡忡劝谏，也多少会触动当事人。
到同年十一月间，情况逐渐发生微妙变化。当时为已故仁宗举办送殡大礼，英宗仍执拗称病不出，致使仪式草草收场。群臣为此议论纷纷，有朝官直言：御医报告皇帝六脉平和，并无疾病，如所说不实，应予严惩。四天后，承受到压力的英宗终于出席祭奠礼。这场风波的结束，既在于英宗的妥协，也是其长期观察后的理性抉择。至此，他开始恢复上朝理政，因病造成的僵局化解，还政皇帝的问题随之摆在朝堂之上。
在北宋文官政治格局下，以往历史上危及皇权的外戚、宦官以及权臣干政之类痼疾已基本消解，故一个成年正常的皇帝无法亲政，就背离了既有的政治规则。因而，曹太后纵然眷恋权位，也难抗拒群臣的压力。次年即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当请求还政的奏疏接连呈上后，辅臣便借机劝说曹太后接受，欧阳修甚至直言：“今太后深居房帷，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随着舆论的成熟，韩琦于当年五月着手推动。他在某日退朝时，独自留下面见太后，以辞职的方式逼其表态，曹太后才勉强口头应允，他当即下令撤去帷帘。宋人笔记对当时紧张的逊位过程有所描述，概括就是曹太后既恼怒又无奈，韩琦则既坚持且机智。
历经一年有余的消极对抗，英宗名正言顺独尊庙堂，曾经缠绕身心的病魇似乎消失一空。然而，过往发生的种种争端，却为其后的朝政埋下些许隐患。
四
英宗亲政后，需要大臣襄助改良朝政，但他很快发现朝堂比想象的复杂。臣僚议事常意见不一，甚至各执己见，而分歧的背后往往夹杂人事纠葛，还有退居深宫的太后，有时也会被用作博弈的筹码。这一切，令缺乏经验的英宗深感焦虑。
英宗初次征求宰执纠弊的意见，枢密使富弼便以“恐须渐厘改”的话作答，这其实代表了大臣们的保守态度。不过，他们虽基本政治倾向相近，却常在具体问题上见解相左。当时，中书与枢密院纷争尤为明显，大者如：韩琦不顾富弼的意见，在陕西征召大批义勇兵；小者如：对原分属枢密院、中书及御史台的低级武官，富弼要求破例统一归属枢府。而二府不和的起因，则与人事失和存在关联。史称：韩琦在英宗立储和亲政之事上立有大功，名位显赫一时，富弼守丧结束回朝，因韩琦未帮助其重返相位，因此彼此产生龃龉。富弼失落之下，除了与韩琦发生争执，还营造同情曹太后的舆论，欲以此牵制对手。由此朝中明显分化，并引发更多的争议，改革事项自难推动。
大臣们存在矛盾，本属官场常态，君王通常还有意借此发挥制衡作用，英宗对此大致也懂。故他一度优容宿臣富弼，亦接受其不少提议。可韩、富双方关系势同冰炭，难免影响政务，英宗不得不在两人之间做选择，最终当然是放弃后者。治平二年（一〇六五）七月，富弼请辞获批，由另一位保守的老臣文彦博接替其职。此时，英宗即位已有两年多，由于革故布新难有进展，他转而在树立自己权威上做文章，一件久拖未决之事，再度引起他的关注。
早在英宗亲政不久，韩琦就提议：朝廷须考虑对已故濮安懿王与两位正夫人以及皇帝生母用何礼典，英宗表示服完仁宗丧期再议。此即史称的“濮议”缘起。到治平二年四月，英宗才采纳韩琦的建议，将此事交由侍臣、礼官商定。翰林学士王珪以古礼为由，认为英宗既以仁宗继子身份即位，亲生父母便只能享有高爵显位的名分。英宗对此不满，王珪遂提出折中方案：濮王年长仁宗，可称皇伯考，仍以仁宗为皇考。宰相韩琦、曾公亮及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明白皇帝的心思，欲将濮王与仁宗并称皇考，欧阳修还依《礼记》为据，驳斥皇伯考说法。但有关人员予以抵制，并得到曹太后默许。英宗只得下诏继续考究礼典，不承想更多官员不仅支持王珪的意见，而且抨击当政大臣。英宗感到无奈，只得将几位言辞激烈的台谏官贬降，在大半年间不再追问。
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初，台谏官员继续就“濮议”问题责难当政大臣，甚至用上“豺狼当道”之类言语，暗讽英宗褊狭。英宗感到自己形象受损，决意了断此事。于是，上演了这样一幕：曹太后从宫中传出手诏，明示英宗可对濮王及两位正夫人、生母称亲，朝廷用典可对濮王称皇，对两位夫人、英宗生母称后。史籍对这道懿旨的出台有多种版本记述，其中最可能的一种是：宰执商议出的结果，经由欧阳修执笔，再利用太后微醺时请其画押。这实际上是妥协之举，对仁宗与濮王双方的名分均有顾及。但反对派依旧不满，遂发起三月有余的抗争。最终，以多位台谏官请辞或被贬的结局，宣告了结此事。
值得一提的是，以后明朝的世宗皇帝也以宗室身份即位，他为给生父加上皇考的光环，不仅一意孤行，并且对提出异议的官员实施廷杖。最后，他硬是通过打罚手段达到目的。相比而言，宋英宗的做法就温和得多，而这恰体现了宋代政治的包容性。
“濮议”争论持续一年，近乎成为当时最大的政事，英宗为此耗费不少精力，众多官员深陷其中，朝堂几无宁日。主政大臣出于现实考虑，想要照顾皇帝的感情，反对者声言坚守礼义，其实不免意气用事。英宗皇帝则借此伸张权威，不容臣子置喙。以今天眼光来看，这些与国计民生无涉，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光阴就这样蹉跎，英宗所剩的时间已不多。
五
随着沸沸扬扬的“濮议”风波平息，庙堂似乎平和不少，英宗总算有精力施展抱负。但他想不到的是，才解决了几件事，积存多年的病症却逐渐恶化，故而能推动的议程十分有限。
在最后的半年多时光，英宗试图在内外困境上有所突破。其中对严重的冗官、冗费积弊，他重拾“庆历新政”中受阻的举措，推行修订后的磨勘考课法，延长官员迁转的期限，以控制官员数量，减少财政支出。同时，面对西夏违约侵扰边塞的形势，英宗否决了文彦博的姑息方案，采用韩琦的反制对策，以停止岁赐钱物为手段，迫使西夏退兵并履行称臣义务。由此两事可见，英宗的魄力已胜于优柔寡断的仁宗皇帝。不过遗憾的是，其突出的政绩也到此为止，其余在位期间可提及的事，如推出新历法《明天历》、增设宗室教官以及选拔一批馆阁之士之类，虽有新意，却无关宏旨，故大都被后世遗忘。
同年入冬时，英宗旧病复发，即使百般医治，亦成效甚微。他虽依然关注国政，也只得在病榻上批答奏章。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病情加剧，辅臣闻讯赶至床前。眼见无力回天，韩琦当机立断请确立太子，英宗潸然泪下，勉强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几字。在此附带一句，英宗共有四子，除一子早夭外，当时还有三位，其中颖王赵顼为长子。众人不免唏嘘，韩琦则异常冷静，他明知大王即指赵顼，但仍担忧留下隐患，故再请英宗写明“颖王顼”。翰林学士张方平随即被召至，书写了遗诏。次日，赵顼被正式宣布为太子，册封大礼拟定在次年正月十九日。然而，英宗半月后便溘然长逝，十九岁的赵顼即日继位，他就是宋神宗。
回顾宋英宗一生，可谓不幸与幸运兼有，不幸的是大多数时间都郁郁寡欢，最终还英年早逝；幸运的是纵使坎坷再多，也终究阻挡不住其登顶之路。此间五味杂陈的感受，唯其自知。
据记载，英宗曾将常住的清居殿改名钦明殿，并令人在屏风上书写《洪范》，以此告诫自己远离安逸。这并非故作姿态，他确实在亲政后少有懈怠，也无意奢靡享乐，就此而言，其作为皇帝的品性，超过了宋代不少庸主。
对于英宗皇帝，宋人多持同情态度，如朱熹的《朱子语类》称“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谥之曰‘英’”。王称《东都事略》的评说是“虽以忧勤损寿，然甚盛之德，固已度越前王”。类似的言语，皆表达了对其惋惜之情。
同情归同情，宋英宗毕竟未能以成就留名青史，从而成为一个皇宫的匆匆过客。他留给继承人的政治遗产，除了国库空虚、行政效率低下、边防不振以及守旧的朝堂氛围外，便是壮志难酬的遗憾。亲眼目睹过这一切，血气方刚的宋神宗势必无法容忍，为先父、为自己，也是为了国家，都要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由此来看，这段短暂的庸常期，其实蛰伏着随后巨变的肇因，或可说预示了物极必反之理。
美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