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1年第9期|棉棉:在浪潮中

棉棉 杂谈 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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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部分的上海人不一样,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我父母都是来自北方的大学毕业生。爸爸一辈子不会说上海话,妈妈说得很好。他们在外滩的四川大楼上班,我和姐姐都在四川大楼附近的一家全托所住过。我很喜欢陪妈妈去四川大楼上班,我喜欢那里的老电梯和木头地板,我也喜欢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南京路上走。我们最初的家,在国定路往江湾方向的一栋黑乎乎的宿舍楼里,附近可能有一个监狱或者劳教所,我经常看见一些男犯人拿着劳动工具排队走过,领头的牵着大狼狗。也许,大部分双职工家庭的孩子都一样,没有很开心或者很不开心的童年记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外面乘凉,偶尔妈妈会跟我们讲她看过的小说和电影。妈妈是中文系的,跟着爸爸来上海后在中学里教俄语,她是像林青霞那样的山东美人,现在都还依然在各种合唱团唱歌。我七岁就开始拿着爸爸从日本带回来的迪斯科磁带跟高年级的同学开party(那时还不知道这个词)。高中的时候我在文学社认识了一位语文老师,我们经常一起走路回家。她很瘦,戴着一副大墨镜,穿着大裙子,嘴角优雅,她跟我谈波伏娃和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十五岁时我开始写小说,我没有读大学,高中也没有毕业。除了跟我谈波伏娃的王玮老师,我还有一位大朋友,叫张彩娃,我们认识时她是师大艺术系的学生,她家住在陕西南路,她很喜欢看书,总是轻声地跟我分享着她读到的。她是那种美到细节的艺术女孩儿,我记得她跟我谈到一部叫《挑战》的小说,她背诵那部小说的第一段:有一些人彼此惧怕而又彼此期待,他们总是很容易在人群中互相辨认出对方。我至今记得每次走在陕西南路快到她家时的那种开心,那时我家在杨浦区,有时聊天聊晚了她会给我打车的钱。陕西南路很“上海”,我们有好几次在陕西南路上看见一位打扮精致的上海外婆,烫着长波浪,彩娃跟我说这位lady曾经开过上海的第一家花店……彩娃当时的男朋友乔士敏,住在茂名南路一幢有花园的老洋房里。乔当时在淮海电影院美术部工作,家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艺术青年在聚会,这些市区中心的文艺青年,他们独立而幽默,优雅而柔和,那些聚会散发着迷人的气氛,既精神又物质。有一次,我听到他们说有人在新客站附近的外贸店里买到了一条小方巾,研究一番后发现是一个大牌子,然后大家集体骑着自行车从淮海路去新客站买那条围巾……这些是发生在我二十岁之前的事情(百度上的并不是我的故事),神奇的是她们会愿意跟十几岁的我交朋友,并且跟我谈波伏娃和《挑战》……有一次王玮老师跟我一起去我家玩,到我家门前时,她突然拿出自己的钥匙说了一句“这样是否很后现代”之类的话,这个记忆可真梦幻啊!

这几天,在收拾屋子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几页纸的电影剧本,那是上海女孩焰儿写的《定理》,一个精致、工整、诗意、经典的短片剧本,包含了我们喜爱的欧洲电影的传承。记得当时我给她找了帮忙的朋友,后来听说她见完我的朋友哭了一场。这几天我问她: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心灰意冷的情况?她回我说:那时候哭是因为眼高手低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她说:停留在文字也蛮好的,不是一定要拍出来才算完整。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团队太重要也太难了,没这个缘分,所以我放弃了。

前几日,上海艺术家张乐华跟我说:你知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是谁……这句“我认识你的时候我是谁”给我带来了灵感。就像我的文学社老师,我也有一些小朋友,他们的才华没有杂质,他们都“因为相信诗歌而燃烧了某段生命”,此时回头看去,时间比幻觉还快,我们甚至都不曾活在对方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就“已经长大了”……

——《誓言》

我认识焰儿的时候她是只有十五岁还是十六岁,我记得是等了很久才等到她的十八岁生日。我们一起写过一个小说叫《誓言》。当时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我给她一些大致的方向,她随意写一些句子给我,我挑选一些出来,组织成情节。焰儿的语言惊心动魄,她一直保持着写诗的习惯,但她不喜欢我跟别人说她是诗人。我记得小说写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需要一个情节让男主人公突然不爱女主人公了,我让焰儿去想那会是什么,她立刻就回答我:女主人公一直用手去捂着脸上的那道疤痕,男主人公一下子就不爱她了……焰儿是天才的,低调而又激烈,最近她重新回到大学,开始研究心理学。

——《誓言》

《誓言》里有一个“爱圈”,那时还没有“朋友圈”。那个撕纸巾的游戏是艺术小组“双飞”在东大名路的公寓里做过的。那套东大名路的公寓很多年被锡箔纸包着,这两天去过的几位艺术家都跟我谈到这套黄浦江边的“银色公寓”,他们并不知道远在意大利的我正在找人去公寓清理最后一些盒子,公寓的主人终于要把东大名路888号的公寓卖了。

——李明和我的谈话

——胡子和我的谈话

——徐斯韡《几乎被拯救》,2005年

和仨儿(徐斯韡)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0年代末,在仅有的一次上海书城签售上。他居然在1990年代末就出现了,当时他还在念高中。他说为了给我留下印象,才特意要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上信箱地址。那时他经常给我写信,落款都是“永远爱你”,这句话在我看来很摇滚。仨儿在高中就有了自己的乐队。尽管他一再反叛,但还是很顺利地上了大学。在大学里跟喜欢的女孩约会,一起去“大自鸣钟”淘碟,一起听音乐、看电影、因为喜欢音乐而关注所有的艺术,还跟女朋友一起演了杨福东的电影。后来他失恋了,失恋后出版了小说《几乎被拯救》,获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年轻读者。上海的民谣诗人小于一曾经说过“钻过了一个又一个恐怖的山洞,出来时却仍然还是个孩子”。我在上海的年轻朋友们好像都是这样。他们外表平静,孤注一掷,内心在很年轻时就过了N个“九死一生”了。仨儿一直就是很干净的样子,看上去并不情绪化,说话客观而有趣。我问他在他眼里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说:就是一直很drama。除了今年(2021年)。我说:能再进一步说说吗?你说的drama是“动荡”的意思?他说:就是一直觉得你是一个跟钱没什么关系的人……而你也确实就是应该被钱养起来的作家……

他这么说让我再次感叹其实我们真的一直都没有谈论过“日常生活”,并且,居然还有人依然认为我是应该“被钱养起来的作家”……如果说我跟大部分的朋友一直保持着“一个聚会”的距离,那么那些所有的聚会是真实的吗?我的“隐居生活”很适合思考这个问题。

我和仨儿聊天时,有时会说飞出去。他说他为“芝华士”工作过,我会把“芝华士”听成上海的一个有名的跳舞俱乐部“糍饭”。然后我会开始说“糍饭”的老板金花。他接着继续说在为“芝华士”工作的日子,看了太多人花那么多钱买醉听那么难听的音乐,他就很难过也很厌恶那种地方。然后我想起来他跟我们一起去过青海,回来后就辞职了。

最近几年仨儿去了贵州黔东南小黄村、内蒙东西乌珠穆沁草原、阿里、日喀则、拉萨、云南怒江流域老姆登村、阿坝、青海湟源、玉树、安吉等等各种神奇的地方,他走遍中国录制古老音乐。除了对民间音乐做学术研究,他还录制了一场又一场吃饭聚会,以及各种当地的自然声音景观。声音景观一直是在变化的,这让他想把声音事无巨细地都录下来。比如整个吃饭的过程,也许很多年后所有人的状态都变了,所以录制一次完整的吃饭也是一个声音景观。这让我想起其实我也录了一些饭局,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它们。仨儿说他也没有听过,他只是及时做好记录,然后存档。我说可是我到底为什么会录那么多饭局、谈话、聚会呢?到底是为什么呢?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写作吧,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听它们。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会儿,我想我当时是真的很喜欢我的生活,很爱跟我聚会着的朋友们,我真想记住那些爱和那些真实的谈话。现在我依然认为那些相聚的时刻是真实和重要的。仨儿在上海也录制了大量的城市声音景观,他在自己家的小区也一直在录。比如,随着政府对小区增加设施,出现了老年活动室、老年图书馆以后,小区的声音景观当然就会发生变化,会多很多谈话的声音、老人们玩牌的声音……关键并不是在于录这些声音本身有什么意义,仨儿相信当他把所有的声音连起来在另一时间另一维度来看时,它们都是有意义的。

——T.T

这是T.T 2003年左右写给我的信,我们是在南昌路上的YY’S认识的。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读大学,有一段时间他为爱所困。在我的《熊猫》里,我用了一些他当时写给我的信。现在还会有人这样写信吗?再也没有听他跟我谈论过爱情,现在偶尔他会在微信里给我留言,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梦到了我。

——T.T

T.T现在跟我说到DJ.Davey,倒是让我想起好像他俩来过我东大名路的公寓,我们白天坐在阳台上一直看着远处的北外滩,那时东大名路北外滩很空旷,岸边只有几个像蒙古包一样的仓库。

LOVE

T.T

——T.T 2021年7月19日

诗人陈维是我很喜欢的艺术家,他曾经在上海的K11做过一个展览《在浪里》。整个展览是他设计的一个跳舞俱乐部,他设计了所有的部分,他虚构摆拍了年轻人在夜店里跳舞的群像,跳着舞的人们很像在浪里,自由而舒展,但也带着极大的未知。在他看来,1990年代的酒吧曾经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集并交流的城所,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已不再是这样的了,因此他的《在浪里》带着失落感。

前几日我失而复得了一张唱片,那张唱片是我自己“混合”的,我不知道那些曲子都是谁做的,它们是在刚刚做好时送给一些大牌DJ试听的。Paul Oakenfold曾经在DavidK的俱乐部里跟Deep19、DavidK三人一起轮流放唱片时放过这些曲子。无论多么商业或者多么成功的DJ,曾经有一些时刻上海提供了一种氛围,让所有人回到那个“音乐就是我们的圣殿”的年代。我曾经把我跟陈维的谈话混到了这张跳舞音乐里,唱片的最后,陈维说:为什么要做跳舞、为什么要做夜晚(的主题)……其实当时,对我来说它是最好的一个空间,因为它像一个小型的世界,我们走出了日常,然后就可以到一个地下(室)舞厅……这可以延展出很多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关于虚构和现实……我们一直在做的,包括你在写小说,甚至我以前在写诗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路边蹲下来,他可能就是一个“下蹲”,一个这样的姿势,他会让你想去写,你觉得这个动作它是具有节奏的,像一个音符一样,就在一个街边……但所有的东西,它并不是真的是所谓的我们想要达到的那种真实,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真实和虚构”一直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而在我看来,陈维的《在浪里》(我喜欢说《在浪潮中》)的年轻人,他们的表情、身体、服装,就像那些我在俱乐部跳舞的夜晚,它们是梦,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可以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文字有没有失落感,但实际上我并不失落,这就像那些我们读到的佛经,通常都需要一个长长的开场白,就像仨儿说的:那些退休老人活动室的声音有什么意义,需要连起来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维度来看…… 

(责编:李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