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根棒槌里，我摸透了中国花边的两个魂。
我的艺术生涯，是从两根小小的棒槌开始的。
说起来，我与花边的缘分，大半辈子都耗在那几两棉纱里了。年轻时为了学一门吃饭的手艺，我一头扎进了胶东的棒槌花边里，从栖霞的传线，到青州的密龙，这两根小小的棒槌，陪着我走过了大半辈子，也让我看懂了中国北方手工蕾丝里，藏着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魂。
外人总说，栖霞和青州的花边，不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棒槌活儿吗？我听了只笑不说话，手里摸着那粗细不同的棒槌，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里是一个东西，分明是两条路，两个世界。
最先接触的，是栖霞的棒槌花边。那时候用的棒槌，有我手掌那么长，光溜溜的，没有珠子，没有装饰，就像胶东汉子一样，实在、耐造。粗的、细的纱线，它都能缠，21支的粗纱，42支的中纱，80支的细纱，什么样的料子，它都能接得住。那时候我就着迷于栖霞花边的“传线”，说穿了，就是一门让纱线“走钢丝”的本事。
栖霞的花边，讲究的是“经线不动，纬线换”。八根经线，两根纬线，经纬一搭，就像搭起了一个戏台子。那两根纬线，就是戏台上的主角，左右穿梭，传线换位，像极了戏里的武生翻跟头，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连个接头都找不到。它能编出长的花边，按码算，从头编到尾，一根线用到底，正反面都一样，没有疙瘩，没有毛头。也能编出花的、鸟的，甚至山水、桃子形、蝴蝶形，什么造型都能捏出来。那时候我就觉得，栖霞的花边，是“活”的，有灵气的，它的魂，在传线里，在变化里，是靠脑子的。
后来我接触到了青州府的花边，才算见识了另一种极致。它的棒槌，只有巴掌的一半长，小小的，尾端还串着七八个小珠子，沉甸甸的，压在桌子上，稳稳当当，一点不晃。它只用一种线，80支的三股细纱，细得像头发丝，也韧得像钢丝。它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传线，就一门心思地“倒钩密龙”，一圈一圈，一点一点，像蚂蚁啃骨头一样，把那细密的纹理，一点一点织出来。
它没有什么经纬交换的巧思，也传不了线，每织完一组纹样，就得剪断纱线，退回去，重新挂线起针。就像盖房子，一砖一瓦，老老实实往上砌，慢得很，也稳得很。织出来的台布、床盖，平整、密实，像一张细密的网，反面全是接头和线结，和正面完全不一样。它做不了长条的花边，也编不了复杂的花鸟，就只能做些方的、圆的大件，比如你眼前这张72英寸的大套台布，耗的就是死功夫、笨功夫，慢到让人着急，也贵得让人咋舌。
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这两种花边，原来不是一回事。
栖霞的棒槌花边，是兼容并蓄的，像一个身怀绝技的老师傅，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它既能用粗纱编出厚实饱满的盘垫，也能用细纱复刻出青州府那种细密的效果，而且做得更干净，更利落。它的工种多得数不清，水立帘、密龙、介花、方结……几十种技法，什么样的活都能接，什么样的造型都能编出来。
而青州府的花边，就像一个死心眼的匠人，一辈子就守着那一门倒钩密龙的手艺，做到了极致。它做不了栖霞那种复杂的传线，也编不了长条的花边，它的路，越走越窄，也越走越精。它的魂，在细密里，在极致的重复里，是靠手，也靠熬。
我这辈子，从栖霞的传线，到青州的密龙，手里的棒槌换了一把又一把，纱线也磨断了一根又一根。我看着栖霞的花边，能编出那么多花样，能适配那么多产品，而青州的花边，只能守着那些高端的大件，慢慢耗着。
有人说，青州府的花边，是栖霞花边的一个分支，是往精细化里走的一条路。我深以为然。就像一个人，年轻时多才多艺，后来选定了一门手艺，往死里钻，钻得深了，也就自成一派了。只是，路越走越窄，回头的路也就没了。
如今，看着眼前这张72英寸的青州府大套台布，细密的花纹，像一幅工笔画，那是无数个日夜，无数根线，无数次重复倒钩，织出来的。它是美的，也是累的。而栖霞的花边，那些能传线、能变形、能编出万千气象的手艺，才真正是棒槌花边的魂，是我们这门手艺的巅峰。
我的艺术设计之路，就是从这两根棒槌、两种花边开始的。它们一个教我巧思，一个教我匠心，一个让我懂得变通，一个让我懂得坚守。直到今天，我看任何一件设计，都还是习惯用当年看花边的眼光去看——有没有巧思，有没有匠心，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魂。
美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