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美文共欣赏:朱以撒散文佳作《北朝 北朝》

随意抽取一方,倘不是太荒僻的话,我都能脱口说出作品的名字来。我的观念里,可以说与封建文人的见识没有什么差别,总以为南朝为“正朔”,好东西多,而北

北朝 北朝

品味魏晋南北朝人和南北朝之间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调,一直是我乐而不疲的追求。我的精神延伸并栖泊在他们遗留下来的或真迹或胭品、或纸本或刻石中,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随意抽取一方,倘不是太荒僻的话,我都能脱口说出作品的名字来。可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中国毕竟是难以跨越的两个世界,我甚至会想像他们隔江眺望的情景:从此岸到彼岸,究竟有多远?

也许回答是:永远!

我沐浴魏晋人的书风在前,对于冠之以南朝的遗迹,由于是王羲之的余绪,自然也乐于效仿。我的观念里,可以说与封建文人的见识没有什么差别,总以为南朝为“正朔”,好东西多,而北朝只是“偏房”。加上我信从颜之推的评判:“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便益发疏离了北朝。那时我年轻些,魏晋人怪诞的生活情调比较迎合我的口味。尽管面对屠戮、流徙、离乱,还是有不少小情小调萦绕周遭,给他们的苦痛点级一些花边,暂时获得一些乐趣,权且作乱中慰藉吧。我们现在谈起魏晋风度这个话题时,总是带着调侃的神情,十分欲羡名士风采,而把乱世的背景抛到一边。在我眼里,六朝人都是些地道的文人坯子,不仅清高自负,而且狂妄孤傲,芙蓉出水与镂金错采交映,留给后人许许多多谈资。他们喜欢一些清新的小玩意儿,爱鹅爱鹤爱琴爱林泉,得不到就寝食不宁。王子猷暂借他人空宅居住,好好住下就是了,偏不。一住下就令下人种竹,问他何必多此一举,“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此话如果北朝人听到,真会神色鄙夷地连说:“呸!酸腐。”至于南朝人施朱傅粉,熏衣剃面,手执麈尾,坐在蒲团上清谈玄远,在尚武民族看来,大概只有小女子才如此为了。有一次王献子谈玄不敌众名士,延请嫂嫂谢道蕴相帮,嫂嫂果然伶牙俐齿思理超群,不战自胜。倘北朝人得知,真会气破肚皮,骂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平心而论,六朝人在这种不太平的局势里养成缺失性体验的怪诞之美,是令人同情的。他们标榜放达,轻形骸,重神明,让后人抚摸到一颗颗扭曲的心灵。退而求其次,竹林之游,兰亭禊集,不是成为后来文人雅集的典范,还因了这些雅集激发出不少诗文书画吗?

可是后来,我对六朝人,尤其是对晋人留下的墨迹的可靠性,疑虑是越来越大了。我很同意有的专家的考证,认为像“书圣”王羲之及王献之,几乎没有一件真迹存世。这当然有悖于我们的感情,使我们心里难过。那许许多多归于二王名下的行草书,钤满了帝王、官僚血红的收藏大印,说穿了不过是唐人的摹本或临本,如此而已。摹本临本再逼真,说到底还是赝品,就像唐摹本《兰亭序》这样的名迹,哪里品得出晋人的神韵和意象?即使放入晋人的作品群里,也察觉不出有丝毫瓜葛,这不由让人觉得蹊跷之至。当参照和被参照的作品双双存疑时,比较真伪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是什么使这些大家妍美委婉的墨迹如远影飞鸿永生呼唤不归呢?六朝人显然没有找到一种能使自己墨迹流传千古的载体,以至时过境迁,遂成渺茫、可可叹的是宋以后的各种翻刻本,如宋之《淳化阁帖》〈大观帖〉,明之〈泉州帖〉《戏鸿堂帖》,形变神销,一一离本真甚远,却少不了以“书圣”之名招引后人,以讹传讹还以为挺卫道的。有时候,我也指给外国留学生看:“瞧,这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在他们啧啧称赞时,我的心益发不安起来。

山青水秀沃野千里的江南毕竟是比较富庶的,这就给了骚人墨客有了驰骋怀抱的环境和条件。此时禁碑,文人们便把满腔热情一股脑儿倾洒于纸上。造纸术在此时已突飞猛进,王羲之一次就慷慨地赠送给谢安九万张纸,足见纸的使用已替代了木简和竹简。纸的铺垫,使文人的挥洒酣畅淋漓,真有醍醐灌顶般痛快。王献之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只见他健笔如飞驰墨如剧驷,跃出了其交的樊篱。这种惊蛇走虺的表现,似乎纸的问世就是为他预备的。“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从中可以想见王献之纵笔时闳肆磅礴的风采.纸的襄助,推进了江南书风向飘逸遒媚发展,大踏步地走向前卫。可是,有利就有弊,再没有比纸更脆弱的了。“江南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一路风尘必然厄运频频,或堕于水或焚于火或蛀于蠹,千年下来风流云散,已难觅只字片纸了。当我翻开宋齐梁陈书法史,有名姓者书家二百人,从记载上猜度均非等闲之辈,如殷钧,“善隶书,为当世楷法”;如沈约,“作草书亦工,下笔超绝”;如孔敬通,“婉约风流,特出天性,顷来莫有继者”。可是我在给研究生讲南朝书法史论时,却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他们一个个留下名姓却无一丁半点墨痕,我们依凭什么来评说呢?今人的联想和想象丰富极了,完全可以臆测出当时色彩斑斓令人晕眩的书法场景,可这能契合六朝人的本然状态么?像我这般认死理的人,至多是大致把握一下晋人遗绪与承传的脉络,真正对于细部的梳理,则无从下手。

透过江左的风流潇洒,从此岸到彼岸,全然不同的情调立刻充塞了我的全身。北朝啊,你的质朴、粗犷、浑厚和阳刚,使我要接受你是那么地犹豫和艰难。这种障碍当然源于我内心深处的抵触。在我平时翻动的一些史书里,总觉得对北朝的描述不及南朝那么热烈和幽默。北中国原本就寥廓苍茫。这个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部族混战厮杀的兵家之地,连年兵燹而致赤地千里。这种地域和气候熏陶了马背民族的尚武,随之也滋长起强悍、粗犷和野蛮、凶残。他们不像南朝人“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却在冲锋陷阵捕杀屠戮上大显身手。以北朝为例吧,史学家范文澜就这样不客气地评说:“鲜卑拓跋部从来就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集团”,这不能不在我心头投下阴影,一个部族素质如此低下,想来是没有什么文化品味可言了!事实不尽如此,历史覆盖在北朝身上的尘埃一拂去,有些地方就闪动出耀眼的光泽来了。我几度过往于中原,早先横亘于心坎上的冰川,随着我的步履,不知不觉融化得无影无踪了。我逐渐地对北朝人产生好感,也有了亲和的意向。北朝人的粗犷和剽悍,遮掩不住他们的细腻和固执。在一些欲求上,他们和南朝人如出一辙,贪婪地敛聚财物,畏惧人生的末日。他们同样大兴土木,与南朝四百八十寺相对映的是极一时之盛的洛阳伽蓝。可是,这些都在岁月的潮水冲刷下同归岑寂。南朝尚有一些风雅轶事窥见一斑,可是北朝,靠什么来展露他们的心迹呢?

一个明媚的春日里,我们观赏完国色天香的牡丹,从王城公园出来,整个心房都盛满了春色,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当我们坐在龙门石窟对面的一家华丽酒楼里,品尝着丰盛的菜肴,从窗口隔着伊水远望这座石山。却不由自主地静默下来了。这座精美和厚实的石窟静静地矗立着,一脸地冷峻和硬朗,没有丝毫地粉饰和张扬,与欢快奔流的伊水正好刚柔相济。经过千年的霜雪浸洗,石窟已经多处残破漫漶,显出一副沧桑之相,但是它的峥嵘气象和恢宏格局,分明储满了永恒。北朝,北朝,这就是你给后人的馈赠么?

后来的思路就比较顺畅了。北朝人似乎对坚硬的石头有着天生的情缘,在魏文帝时,他们开始凿了云岗石窟,后来又在敦煌留下二十余石窟。迁都洛阳后,他们对于洛南的龙门山仍然兴趣酣足,技痒性发中敲凿声再度响起。同时麦积山、炳灵寺、巩县、都留下他们对石头的亲切问候。北朝人属意石头,并不是即兴而发随意而止,而是有总体构想和细密分工的。哪儿大写意,哪儿小精工,都条理清晰工写分明,大处重若崩云大刀阔斧,细处小至衣褶飘带都纹理可观。石头并不是那么好摆弄的啊,明摆着是与自己过不去。南朝文人对石头也有感情呀,吟咏石头的诗章作了不少,如梁朝朱超的“虽言近七岭,独高不成群”,陈朝高骊定的“独拔群山外,孤秀白石,”都堪称佳句,只是不愿动手。赋诗之余,南朝文人对石头还有另一种嗜好,即采石炼丹化为腹中之物,企盼药石空肠过而得长生不朽。他们倾心于术士的智慧,看着石神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按比例分先后投入,熊熊大火起处洋溢起翩翩欲仙的狂喜。五石散服食后,果然面若桃花足下生风,岂不料生命也加速移向终结。北朝人少此无聊赖,对石头采取的是最实在的态度。在南朝人隔江清谈“般若”、“涅槃”时,北朝的偶像崇拜、向往净土的梦幻又一次地在石头上化为现实。仅以龙门石窟为例,北魏时的墓志、造像题记就数以千记,在北魏至唐一百五十年间的十万余尊造像中,北魏造像就不下三万尊。不消说南朝人见了瞠目结舌,就是今人走入这样的氛围,也会不可思议。康有为老夫子曾深情地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妍态,”当我凝神微观这些造像的细部,用手抚摸其中精美的线条时,手眼都有些发潮。我及时地翻了一下史书:仅在魏宣武帝初年,在龙门山凿百尺高的佛龛两个,魏孝明帝又凿一龛,前后凡二十四年,耗费八十余万工。

我顺理成章地联想到,北朝的刻石之风似乎又在当代盛行起来了,四处可见开山采石,碑林蜂起。我的老家要修一条古街,嘱我写一副对联,镌刻于石门两旁。流芳百世的念头使我十分乐意援笔挥洒。半年过后回老家度假,满怀喜悦前去观赏,方才傻了眼,殊不知当代刻手已不耐烦于叮叮当当地原始敲凿了,他们使用的是锋利的机械刻刀,一阵震耳欲聋过后,墨迹已深深嵌于石内。我仔细地看了看,刻痕两边、底部都难言精工,简直是粗砺草率,形神走失。更要命的是在迅疾的镌刻中,居然将一字中很重要的一点漏刻了,以至于书道中人友善地质疑于我:“从古到今似乎还不见如此简省,有出处么?”这不禁使我在解释不迭中陡生懊恼:究竞是什么使我们在温饱之余,丧失了细细打磨的从容呢?我欣赏过镌刻在龙门石窟古阳洞顶的北魏《广川王造像记》,康有为称:“《广川王造像》如白门伎乐,装束美丽。”透过强力手电的光束,可以看到方朴之中的灵秀,缜密之中的疏朗。雍容锐利下,刀刀不爽,干脆利落,使人惊叹刻手刀工的简净。凿刻时的情景立时浮现出来了:高高的洞顶,凿刻者搭架登高,仰卧行事。他一手握钎一手执锤,先削出一方平整的空间,再通篇规划好逐一刻去。敲击中火花迸溅,乱石扑面,凿出这精致的五十个字,可不像南朝文人飞觞赋诗那么浪漫哟。北朝人确有超乎一般人的毅力和情怀,在冰天雪地里,在饥寒交迫中,剔除一方方顽石,磨秃一把把凿头,多少断臂折足,多少魂飞魄散,冬去春来雪化冰消,佛陀的容貌终于渐渐地露出了笑靥。我突然感到北朝人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过人的精明,在没有照相机、录像机的条件下,居然懂得借石头的坚固性为已代言以求不朽,而聪明透顶的南朝人却以“禁碑”作茧自缚,化为难以捉摸的渺远。

我又一次地发现自己想错了。以文人这种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思维看待北朝人,真是太可笑了。北朝人刻石根本没有想不朽、想永恒,所以他们面对坚硬的石山会充满喜悦,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那般,当他把推动巨石的苦役当作怡悦来进行时,就无艰辛可言。这众多的造像都流露着佛陀慈祥平和的神采,造像者也无不充盈着山野之人永绝苦因、速成正果的祈祷。身在北朝的人们,造石窟、建寺院,佞佛求福是主旨,单调极了。把石窟当做艺术殿堂来审美,那是后世文人的发挥而非北朝人的本意。都城洛阳的确有过繁华鼎盛,从宏观上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流,叠相临望,”从细处看,“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只可惜好景不长,朗日晴明转为阴晦为衰颓,继而进入漫漫长夜。从被强留于北朝的南朝使臣庚子山笔下,不难品出无边的凄苦:“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蝟(猬),角弓不可张。”地瘦天寒中,贵族豪门依然竞尚奢靡,以玛瑙为食器,以银槽饲骏马,奢靡的另一端是难以解脱的危殆与苦难。现实既已无望,只好求助神灵了。身心交付于石山,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凿声,无尽愁苦都随风飘散。有人对我说这太可笑了,我却一丁点儿也笑不出来。要笑他们太愚昧呢,还是笑他们太虚幻了呢?古往今来,人总是因着某种祈盼而生活着啊,这种祈盼说文雅一些称理想,俗气一些称欲望,却都因人而异形式不一。这里边也许有境界高下,虚实有别,却不会相因相袭。这不同的祈盼构成了声调清浊的交响,构成了每一尊造像形容的迥异:云岗的雄健可畏,龙门的温和可亲,麦积山的生趣动人,巩县石窟寺的仪态华贵。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我们领悟他们的悲欣交集呢?在我们精叹北朝石窟的艺术性时,只好也为湮没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唱一支挽歌了。历史的行程有时就是如此让你奇怪,“遂成竖子之名。”不过成名的并非魏宣武帝、孝明帝、长广帝之辈,而是一群群了无影踪的平民,身世无从考,名姓亦无从考,他们的肉身早已化作一缕清风,回旋在石窟的周遭,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

想不朽的反而腐朽,无意永恒的反得永恒,历史常常会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从此岸到彼岸,也许我有些看清楚了:南派的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的中原古法,厚重苍茫,真是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盛,难以论说彼此的高下。我只是想,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中,我要找寻的是与艺术心灵相契合的空间,使精神化的生命洞穿生活中浮华附丽的表层,真正对艺术前景寄予切实的期望。啊,还是北朝!还是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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