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荐到《经典美文》的一篇散文:麦穗上的呢喃

推荐人:张祚臣,作家、学者。作品见于《随笔》《散文》《书屋》《百花洲》《散文百家》《青岛文学》《解放日报》等。

推荐人:张祚臣,作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学习经济学,后从事文学创作。作品见于《随笔》《散文》《书屋》《百花洲》《散文百家》《青岛文学》《解放日报》等。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和思想史方面的写作。现为青岛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青岛市琴岛作协副主席,供职于青岛日报社。

在我编辑工作的邮箱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乡愁散文或曰乡村散文,这几乎是目前占据散文阵地最大的一队方阵。其实不难理解,人类学家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里,开篇就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阶层,但是他们都是从乡村社会分离出去的”。四十多年市场经济的狂飙突进,使得所谓“现代化”的现实与传统的乡村伦理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背离,正是这种背离,催生了对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想象。

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的表达,你是否用丰富的文学手段表现了那个逝去的年代里的欢乐与忧伤、悠然与向往、温情与背叛、亲密与疏离?而彰显这一手段最重要的力量就是细节描写。

在璎宁的这篇散文中,从开头毛驴的长叫、父亲磨镰的声音,到“二大娘”的小脚,“裹脚布在脚踝处露着一点儿白边,似乎是没有隐去的月牙”,以及到最后“母亲全然是一个草人了”“麦芒穿插在她的头发里,密密麻麻”,处处充盈着细节描写。仿佛一个电影镜头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有远景,有近景,有广角,有特写,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详实的乡村画卷。“更要命的是一些麦芒神不知鬼不觉,扎进了我的手并沿着血管潜入心底,成了永远的刺。”后来璎宁离开乡村,搬到了城市,她开起了鲜花苑。她给自己的鲜花苑起名“诗韵鲜花苑”。诗与花,生活与写作,一切看起来如此美好。然而,生活的刺依然存在,麦芒变成了玫瑰刺,依然在刺痛着她的身体。不过,此时的璎宁已经了悟生活的真相,正像她在散文《玫瑰刺》中所说,“我不打算把它挑出来”“让那种疼痛蜕变为玫瑰或者生活的刺”。

麦穗上的呢喃

文/ 璎宁

毛驴一连串的响鼻、长叫,掀翻了有些稀薄的夜晚,将黎明从湿漉漉的草丛中捞了上来。推开木板子门的吱扭声、套牲口的吆喝声、夫妻拌嘴的埋怨声、鸡鸭出窝的喧闹声、柴草在灶膛里燃烧的细微毕剥声……开启村庄新的一天。

还在睡梦中的我,听见父亲在院子里磨镰,刷、刷、刷的声音随着磨刀石上的月牙儿高低错落递进我的耳鼓。当听见拖着长音“刷——”的一声的时候,意味着父亲磨镰的结束,也意味着父亲即将叩响我的门环:起床,起床了,到赵家滩割麦子,麦黄不收,有粮也丢……四把镰刀,全都被父亲磨得寒光闪现、铮明瓦亮,一字排开在磨刀石的旁边,好像是磨刀石生出来的几块优质的铁。

两条腿的人再怎么走,也走不过四条腿的牲畜。我们坐在毛驴车上,脸上涌现着自豪和满足。父亲更是威风凛凛,坐在驴屁股后面,扬着他的皮鞭子,嘴里不停喊着:“嘚!驾!喔——吁——”皮鞭子随着毛驴行走的节奏摇摆着,像一根柔韧十足的柳条儿。

小脚的二大娘也去赵家滩割麦子。她穿着偏襟的黑蓝色褂子,下摆肥大的还能装进一个人去。裹脚布在脚踝处露着一点儿白边,似乎是没有隐去的月牙。一个颜色浑浊的大包袱趴在二大娘肩上,镰刀光滑的木把露在外边,一些草绳子耷拉在包袱的角上,像是包袱盛不下它们。二大娘一只眼睛里有一个萝卜花儿,又裹着小脚,本来就走不快,一个大包袱还骑在她的背上,她更加难以快速行进。远远地看她像皮影里的一个人物,在堤坝上跳着走,轻飘飘的,左右摇晃。我们赶上了她又赶超了她。她眯起眼睛,看了看我们的毛驴车,又看了看我们,嘴张了张又闭住了。她看我们的时候,我看见了二大娘眼睛里的萝卜花,像一朵蒲公英,圆润漂亮,在她眼眶里游弋。

父亲赶超二大娘后,对母亲说:“咱捎上二婶子吧,她走到赵家滩还不得黑天了啊!”母亲的口气很坚决:“不捎她,你忘了他儿子往咱家栅栏门口拉屎撒尿扔砖头的事了,二婶子还护犊子。”父亲瞪了一眼母亲,一声“吁——”,毛驴停住了。父亲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值当记仇吗?二婶子还给咱孩子送窝头呢,你咋不说。”那个年月,地瓜面做的窝头是我们的主食,司空见惯,吃了不但沥心,还脸色发暗。二大娘送的玉米面带葱花的窝头,就是稀罕物了。那窝头,金黄中夹杂星星点点白绿的葱花,吃起来香喷喷、咸滋滋的,别有一番风味。

等了好半天,二大娘才飘到我们跟前,翻动眼里的萝卜花,但并没有说什么。父亲说,二婶子你上车吧,我们捎着你。四个人也是拉,五个人也是拉,不多你一个。二大娘笑得嘎嘎的。她一笑我觉得她眼里的萝卜花在逐渐放大,似乎要跳出眼眶。她爬上我们的毛驴车时,母亲拉了她一把。两个女人的“仇恨”瞬间化解。

二大娘挨着我和姐姐坐在车上,她身上热烘烘的,身上的血管突突跳着。显然,二大娘走路走得头发都乱了,发髻松松垮垮的像要散架的样子,脚踝处露着的白色月牙也成了黑色的。她把双腿一盘,两只尖尖的满是尘土的小脚相对着,像两只织布用的梭子,两只岁月之机里的梭子。

如果二大娘真的走十五里路到赵家滩,恐怕她会成了一个“疯子”。麦子还没有开镰呢,她人早已瘫倒在地头上。她的两个儿子,一个腿有残疾,一个在外边吃公家饭,二大爷又出门了,这割麦子的活,只能靠小脚的二大娘了。二大娘在车上被毛驴拉了一路,“嘎、嘎、嘎”地笑了一路。那是鲁北平原妇女们一种特别的笑,直率、豪爽、简单,强大到可以将悲伤、困苦遮盖,可以缩短路途,给平淡无奇的生活注入生命力。

临下车的时候,二大娘从她的包袱里摸出两个圆乎乎的东西,还没有等我看清楚,她已经塞进了我家的包袱里。等她淹没在自家的麦子地里,我从包袱里摸出那两个圆乎乎的东西,一看是两个大甜瓜!这两个大甜瓜挺着圆圆的脑袋,一肚子的蜜汁横流,可谓“江湖救急”。姐姐用指甲在瓜的头顶掐了一下,出现了两只眼睛的缝儿,似乎听见二大娘说了一句“子债母还”的话。

赵家滩的麦浪就像“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赵家滩位于黄河东岸,是黄河的水浇灌的沙土地。这块地里长出来的麦子,麦秆粗壮,颗粒硕大饱满。过年的时候能不能吃上饺子,过生日的时候能不能喝上一碗面条,全指望这些麦子啦。

卸了驴和包袱,父亲、母亲,我和姐姐,都操起一把镰刀,腰里捆上一捆草绳子,心里涌动着麦子金色的浪头开镰了。“嚓、嚓、嚓”,“嚓、嚓、嚓”,那声音比磨镰刀的声音短促而动听。麦子握在手里,沉重而温暖,实在又虚幻。如果说黎明的时候,一块石头打磨一块铁的话,现在就是一块铁用自身的硬度拥抱麦子的软,生活的软。“麦捆根,谷捆梢,芝麻捆在半中腰。”母亲给我们扔下这句话,揽着四趟麦子,像身体里安装了电钮的人,飞快地向前行进。她的身后,一捆捆绑好的麦子,似乎是从现代化流水线上下来的,大小相同,整整齐齐,精神抖擞。

麦茬整齐锋利,空空的胸腔里似乎有“呜呜”的风声。被麦子覆盖了几个月的新鲜泥土也显山露水了,仔细一看还能看到黄河的浪花、蛇的身段、小鸟的爪印和一窝一窝的鸟蛋。当我放下镰刀,将注意力放在敲破一个鸟蛋,看看里边是不是有小鸟的时候,母亲依然一马当先,弯腰直腰,她连续不断地抽着腰里的草绳子,她每抽一根,我都感觉一道闪电划破了赵家滩的上空。一些尘土也围着母亲上下扑腾着。而母亲却浑然不觉,她全身心沉寂在麦子中,执着于粮食这个词语。

歇着的间隙,我和姐姐去看母亲,母亲全然是一个草人了。麦芒穿插在她的头发里,密密麻麻,摘都摘不掉,撕也撕不下,似乎麦芒生着无数的锯齿,牢牢地把住了母亲的头发衣裤。可是割麦子的母亲,似乎一点也感觉不到六月的太阳正炙烤她的年华,也感觉不到麦芒正穿透她的衣裤,钻进她的肌肤甚至生活里。她的状态多像海子在诗歌里写的那样,“收麦这天,我与愁人握手言和。”

我和姐姐后悔没有听父母的话,脚上没有穿袜子,麦茬穿透了鞋底,直接戳到了脚心里,那些麦芒欺负我们年少似的,一个劲地扎我们的脸、手脚、胳膊,连藏在衣服里的腿和胳膊的部分,都被麦芒扎得全是小红点儿,奇痒难忍。更要命的是一些麦芒神不知鬼不觉,扎进了我的手并沿着血管潜入心底,成了永远的刺。父亲母亲不种麦子、我离开故乡很多年后,依然能感觉到那种疼痛,隐隐的,小小的,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言语。麦子这是告诉没有长大的我们,生命中有些痛是我们必须遭遇的,生命中有些果实也是需要我们付出汗水才能得到的。

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装了满满一大车麦子往家赶的时候,二大娘的地里刚刚露出不多的麦茬,麦子也捆得大小不一,可是天已经黑了,也不知道二大娘的麦子得割到啥时候,二大娘会不会像母亲一样成了草人?她眼睛里如果再映进金黄的麦子和傍晚的霞光,将是什么颜色呢!

我离开故乡的那年,赵家滩的麦子地就租赁给了别的村子。二大娘死了很多年后,母亲也死了。我们村子原先的麦地早已被白蜡树霸占。如今镰刀生锈,毛驴走失,木板子车漏水腐朽,只有麦穗之上的呢喃犹在耳畔,细密、温暖。六月,故乡紧紧地贴在胸口,上面堆满了麦芒,厚实而疼痛。风之后,请不要嘲笑这些习习沙沙的声响,那是一些生命碰撞之后,准备点亮一个人的眼睛。一只布谷抽走麦田的青绿,一些金黄随声倒地,麦秸做的杠杆翘起了那么重的梦,我是梦里的一粒麦子。

布谷衔着一些颜色和香气走远了,我的记忆撑破陶罐,打湿麦地。我从一粒粮食中起身去了 远方。

思念啊,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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