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稿记

　　多数人知道小说家王小波，是在他逝世后。在他生前即知悉和喜欢此君的人，多是因为他的杂文和随笔。
　　
　　从没有哪个中国作家让我们这么开怀大笑过，笑完，静下来，感到有种力量悄悄潜入了内心。这位仁兄肩膀宽，有担当，虽是满脸坏笑，内心却是温醇的，天地动摇不改其英雄本色。我们猜，大概是因为他害怕过于受人尊敬，才那么不正经的。
　　
　　待后来我到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终于找到采访机会与他相识，才明白了何谓文如其人。采访结束时，我央他送我一本《黄金时代》。他在书柜底层找啊找，找出一本来。我说：您签个名。他签名：李静小姐惠存。王小波。回来我才注意到，他的签名连个落款时间都没有，可见他很少做这种事。
　　
　　王小波
　　
　　彼时我正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看惯了正统纯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刚读他的作品，真是不习惯。直白、粗鲁，却又饶舌，有学者范儿，不能让人一目十行、一泻千里地看完。它既硬实又跳跃，既好笑又悲伤，既费脑子又费心，让人一会儿都疏忽不得。我习惯了中国当代小说是一股气体，至少是液体，读起来顺顺溜溜、毫不费劲，到结尾处，发一声人生不过如此的轻轻叹息，作罢。同样是现代汉语，怎么此人的小说却忽然有了瘦骨嶙峋的梁架呢？从梁架踩上去，看到的风景不是三姑六婆、张长李短，而是一个我以为纯文学不该关心的范畴——政治、社会、文化领域荒诞可笑而又害人不浅的疾病。但他分明没说它们，他只是写了几个阴阳怪气的人物，而我分明看到了这一切。他关心的主题过时了吧？或者说，在未来更加完善的社会里，这些主题必定会过时吧？我暗想。纯文学要想避免过时的不幸，就该写普遍的人性啊。我琢磨。普遍的人性是什么呢？三姑六婆、张长李短啊，那才是民间社会永恒的主题。我的中国当代纯文学常识告诉我。
　　
　　当我研究生毕业，走进供职的文学杂志社那神秘昏黑的半地下室时，是自以为怀揣珍宝而来的——看吧，你们会因为他的到来，对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刮目相看的！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把编辑工作当事业的时期。那本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是新派文学的重镇，由于历史原因，1990年后急转直下，更像是延续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据点。1996年我去时，执行主编刚刚上任，也正是她拍板留下我这个毕业生的。她试图让这本杂志从刻板形象里走出来，鼓励每个编辑去挖掘最好的作者与作品，不设限制。于是我像打了鸡血似的先给王小波写了封信：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之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您手头有无存货？他不紧不慢地回答：有一堆压箱底的，你有时间过来拿吧。1996年互联网还未普及，写信靠寄，编辑取稿要去作者家——假如着急的话。
　　
　　1996年8月，我工作后对他的第一次拜访，地点是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一楼的一间宿舍。那是他母亲的房子。那时他和妻子李银河住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他为了照顾母亲，在西单和岭南路之间两边跑。我走进筒子楼的走廊时，他正在房门口的煤气灶前烧水，头发乱蓬蓬的，抬头看到我，嘴巴一张，一咧：请进。
　　
　　屋子很暗，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书柜和一台针式打印机。他请我坐下，略略闲聊了几句。我问他觉得自己的小说达标程度怎么样，他说，写了几部长篇，有的实验性太强，好像有点繁复过头了，试过几家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他无奈地苦笑。我说：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他给逗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啊，光这篇幅你们那儿就够呛。
　　
　　房间里响起针式打印机的吱吱声，灰黑色的字一行行从针孔下流出，打印纸连绵不绝地翻转，长得像折叠的哈达。声音停止时，他把那厚厚的一摞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红拂夜奔。
　　
　　我拿回家就看，边看边怪笑不止，我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红拂夜奔》必须发出来！必须！要是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发表，那要杂志社、出版社干吗？我那二十五岁的头脑充满想当然的真理，并且想不出它们有何理由不能变成现实。
　　
　　上班后，我先给王小波打了个电话，赤裸裸地表达了对《红拂夜奔》的膜拜之情。电话那边是一阵害羞而开怀的沉默。然后我写了张热情澎湃的稿签，把小说提交上去，静等领导回音。过了月余，执行主编叫我去她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稿子放在我面前，上边别着稿签。《红拂夜奔》非常精彩。她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太长了。咱们是月刊，没法发长篇，你能不能请作者压缩一下？压缩到多长？三万多字吧。十八万字的原著，压缩到三万字也就是个梗概，但总比不发好。终审说能发三万多字，那起码这三万多字的发表是有保障的。好的，我跟作者商量一下。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吞吞吐吐地说：您的《红拂夜奔》，那什么，别的杂志可能会用吗？他慢悠悠道：这稿周游各大杂志一两年了，怎么会忽然就能用了呢，你那也没戏了吧？我说：也不是全没戏，有六分之一的戏吧。他说：怎讲？我说：头儿说，我们这儿只能发它六分之一那么长啊。他说：三万字？我说：嗯，三万多字，您，您能压缩到这么长吗？我等着他發出冷嘲，但是没有。他顿了片刻，声音低沉得像是发自腹腔：我试试吧。
　　
　　两周后，我从他那里拿到了压缩版。情节依然很逗，寓意犹在。我赶紧提交上去，等待批准刊发的好消息。而他的原稿被我留下，传给一个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朋友。他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儿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王小波，看得出他很开心。这就是他逝世后图书宣传语上他的作品以手稿的形式在高校里流传的由来。
　　
　　又过了两周，主编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又一摞稿子放在我面前，是那个压缩版。我的心揪了起来。她面带无奈的愠色，说刚开完会回来，挨了严厉的批评。
　　
　　那么，作者是白费力气了。这个念头让我虚脱。我该怎么面对我心爱的作家？在我的建议下，他花了两周时间肢解自己的心血之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狠狠诅咒过自己——如此迁就，无非为了发表。发表是为了什么呢？在他逝后，我读到他的一段话：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有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听从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的指手画脚，在本该创作的时日，费心删削自己天才的作品——为了它能被读到，为了与天涯海角的心有灵犀者相视莫逆，如见另一个自己。那时他压在箱底的作品太多了：《红拂夜奔》《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
　　
　　在等待《红拂夜奔》回音的日子里，我跟他约了个短篇，参加我们杂志的短篇小说公开赛。约稿时我像个老油子似的提醒他：求您，这回写篇老实点的、我们能发的吧！到了他家，他把《夜里两点钟》打印出来给我看。看完，我不留神叹了口气。唉，一个作家在自由状态和警告状态下的写作，竟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可是能怪谁呢？是我要他写老实的能发的作品呀。而他是为了帮我的忙，才答应下来的。
　　
　　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敏感的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最近杂文也得收着写有几个朋友看了几篇，都说不如以前有意思了。以后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了。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吗呀！啊，时隔六七年，我还能记得他这些话。有滋有味这四个字一直嵌在我的脑子里。
　　
　　不管怎样，这篇是铁定能发的，我说，不过，《红拂夜奔》
　　
　　还是发不了。
　　
　　嗯。我低下头去。他咧嘴笑了起来，是感到极大荒诞的那种笑。
　　
　　真是很抱歉，让您浪费那么多时间
　　
　　没什么的。他神情淡然地说。
　　
　　此后，他陆续给我看他发不出来的作品。抱着微茫的希望，我隔段时间就向编辑部提交一部，计有：中篇小说《似水柔情》，舞台剧本《东宫西宫》，长篇小说《万寿寺》的部分章节。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离开了这个世界。《万寿寺》第七章作为王小波纪念小辑的一部分，得以发表。时代三部曲在1997年5月13日他45岁生日那天，举行了首发式。我把书拿回家，先读《白银时代》。这是一个作家在写作公司里的故事：将近中午时，我去见我的头头，呈上那些被我枪毙过的手稿。打印纸上那些红色的笔迹证明我没有辜负公司给我的薪水——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上，扭着脖子，就如宰好的鸡；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小脸上甚是安详——她虽然身轻如燕，但上身的曲線像她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她们在我的火力下很性感地倒地，可惜你看不到。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这真是个熟悉的场景，他的作品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笔下中枪倒地。是的，连理由都一样：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你知道，他习惯了说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