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在小说和书信里,对当时的情景都有描绘:皎洁的月光下,少年用自来水笔,在镜子上写诗,写完涂去,然后再写,直到手指全都染蓝,他大哭一场。

诗人臧克家有句话说的很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死了,还活着”式的人物,虽然他自己未必愿意充当这样的人物标本,可毕竟由不得他了,死者没有发言权,只有苟活者在此喋喋不休。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十六岁的王小波到云南插队,这期间他开始尝试写作。在小说和书信里,对当时的情景都有描绘:皎洁的月光下,少年用自来水笔,在镜子上写诗,写完涂去,然后再写,直到手指全都染蓝,他大哭一场。这里面有着动人的情致和深长的象征意味。1971年王小波因病从云南回京,旋至母亲家乡山东牟平插队。王小波真正开始小说创作,据其兄王小平回忆,即始于从山东回京之后。自此至其1997年逝世,二十余年间,他留下了近三十篇小说,共一百三十多万字。王小波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是一个能读懂生活的人,是一个有着抗争精神的人,看他的书我能感觉的到。在他的小说《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三十而立》以及杂文《沉默的大多数》中,他谈到的最多的就是文革在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尤其在精神上的愚弄是最不可饶恕的。他的愤怒都溶入在书中幽默诙谐犀利的语句中,他描写的人物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血性,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渴望,对有趣的刻骨铭心的追求。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

王小波最初以小说知名。1991年,他的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获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发表于《联合报》1991年9月16日第24版。这次获奖使王小波对写作的信心有了把握,“写出《黄金时代》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写的好,而《黄金时代》一篇,自觉写得尚可。这篇小说是我的宠儿。”从此王小波的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1995年,小说《未来世界》再次获第16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1997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由花城出版社出版,5月13日首发式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引发了阅读王小波作品的热潮。10月,《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读过王小波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他的作品有两大明显特征,一是自由性,二是理性,一以贯之,从生到死。他的思想开满了奇异的花朵,把花香弥漫在沉闷的文学世界里,让我们呼吸到特立独行的自由气息,让我们感受到思维的乐趣。在他生前,他说自己“就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在他死后,却以他的文字让我们“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收获到黑色的幽默。”

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我先读的是王小波的随笔,在那之前,我不知道文章还可以这样写。自由随意,常常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叙述常识的思想。我开始把他当作我精神上的启蒙者。这没什么奇怪的:经过好多年挺没意思的生活后,忽然有人告诉我说,生活最重要的是“有趣”,这声音要不让人震惊一下才是有鬼。在我从小的教育里,生活就不是为了有趣而准备的。生活可能会是艰苦的、奋斗的、做螺丝钉的、抗日的、爱国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就是没人告诉我,生活应该是有趣的。这个人说:无趣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他说了一辈子有趣的故事,留下了特立独行的文字供后来者瞻仰。他对国学有着自己的看法,譬如在《智慧与国学》一文里这样写道:“总的说来,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上最聪明、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了。” 瞧瞧,这话说得多好啊,简直让我们惭愧得五体投地。在王小波的随笔里,他紧紧把握住其一贯坚守的信念:反对愚蠢、反对无趣、反对虚伪和矫情,在无数美好的词汇如道德伦理、信仰、国学、平等、格调等等组成的迷阵中穿行,还不时撩起“文化相对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工作”、“青春无悔”等这些“华美的袍子”来,让读者看见里面的虚空。

后来我读到了他的小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其小说的基本面是反乌托邦,从虚构到现实的黑色幽默。他在沉默的嘲笑中发现整个世界一切都“有趣”,于是他赋予唐人传奇那种“有趣的故事”(《红拂夜奔》谈到的是有趣,《寻找无双》是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尽管他一再说他最欣赏的作品是杜拉斯的《情人》,尽管他总是对王道乾和穆旦先生的敬重溢于言表,尽管他不肯承认他的师承是乔治·奥威尔,但他的作品整体看,依然是对反乌托邦的延续和发展。在俄国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英国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之后,王小波的作品以中国式素材,从薛嵩的绿毛水怪到用竹篾绑驾土著女人当老婆,从红拂女夜奔到菜园中越长越小的茄子,从革命时期的爱情到地下室的草药治病,从逃进云南山中“搞破鞋”到万寿寺中人模狗样写小说,从发明火器帮助大学生攻击对立派到被分配来的老婆告密……这些故事和那些风格迥异的人物,王二,陈清扬,小转铃……都是专制社会和极权政治的现实,由荒谬而表达出的真实,那种黑色幽默真实,具体,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身上的事。这无奈让人痛得只有苦笑,然后笑出眼泪,所谓“含泪的微笑”大概就指的这种意思吧。如同王小波说的那样:“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

学者王怡曾经说过:“王小波的文字坦然、幽默、看似絮叨但刀锋锐利,这都不重要,这样的作家曾经很多。将来也必更多。王小波的文化神学意义在于他恰逢其时的恢复了一种自由的写作品质,恢复了一种彻底藐视一切花剌子模君主之后的说话腔调。我说恢复,是针对上世纪四十年代而言。在我对语言的评价系统里,最高的范畴就是腔调。文字呈现什么样的腔调是最重要的。《圣经》之所以是一个神话不在它说了什么,就在于它不可一世的腔调。90年代,民间对于民间思想及其自由的腔调囤积起近乎饥渴的欲望,大多数作家在各种修道院循规蹈矩,极少数自由撰稿人在江湖上为糊口不断在文字里注水。这时候王小波的天才像流星一样划过,他成为一个两方面的异数。他在互联网时代尚未来到之前就做到了这一点,尽管有无数机缘的交汇,但这一点还是令我震惊。在现实的世界我将王小波当作一个普通的优秀作家,但在文字和阅读的历史上,我必须将之视为一个神话。就算我认识他并是他的亲戚,这种尘世上的关系也与审美意义上的神话毫无关联。”活着的人们需要用神话来刺激沉闷的庸常生活。而对于写作者来说,机遇必不可少。但没有才华,机遇只是梦呓而已。王小波生逢其时,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已经预演了网络时代的奇迹。

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事实上,“王小波”这三个字事实上的确成为了自由思想的形象代言人。它构成时代在言说和阅读中的一种原推动力。王小波还有另有一重重要的文化神学价值,就是他在思想中体现出的浓厚的英美经验主义理性。他思想随笔中的杰出篇章,都不是论述性而是叙述性的,其中的理性色彩充分体现了经验主义的精髓,从而近乎完美的将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写作结合在一起。并充满了对欧陆思想哲人王传统和抽象逻辑的深度怀疑。如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刘军宁先生曾将王蒙的随笔视为汉语作品中罕见地体现了保守主义品质的代表。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思想随笔,则同样罕见的显示出了根深蒂固的经验理性和一种英国思想家的脾气。尽管他并未阐论过什么深刻的和比较重大的思想命题。但他这种思想倾向却第一个暗合了90年代之后大陆思想界的主要走向。并同样恰逢其时的为当代的文学和当代的思想充当了一个“花剌子模信使”(王怡《对王小波的文化神学分析》)。王小波引导了后来者的写作风尚,把有趣与理性摊放在新千年的文学写作之中。就象他自己最喜欢说的: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罗素语)。王小波曾经以沉默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那当然也是一种抵抗。但后来看到大部分人都在装傻,于是也就顾不得珍惜自己的清白,开始对文化、伦理、艺术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外国人要是以为中国人都在说“不”,把我们当傻子看待,“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

如何成为王小波这样的人,他自己有篇谈文学师承的文字,可以供我们得知一二。其云: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庄严的外貌……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我以为王小波的小说比他的随笔更能流传后世,虽然他的随笔关注现实,影响更大。譬如他写下这样的真知灼见:“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然而我觉得他的小说更为精彩,随笔可以学习,但他的小说却是不可模仿的。譬如《黄金时代》的故事是人性中最本质的。对异性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权践踏的反讽,都是这小说最亮的地方。很喜欢结尾,女人说你打我屁股的时候我爱上了你。很没有道理,但是很真实。不同的人看小说总能看到自己最感兴趣的,不一定要经历过,但是我们的生活总是有跟别人重合的轨迹,所以看他们的故事,就是读人的心灵。一个人的心灵史不比一个民族的历史逊色。而《红拂夜奔》、《万寿寺》、《寻找无双》诸篇更是光芒照耀,达到了前辈作家所未能展现的地方,拓展了后来写作者的视线。在小说的领域里,王小波脱离了随笔写作的束缚,如鱼一般生活在一个虚构、自由自在的世界里,把读者的灵魂引向一个已经远逝或永不到来的妙趣盎然的想象空间。他的小说不仅预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一种崭新样式,而且讽喻性地表达了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理解以及对权力和人性的深刻洞察。

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那些翻来覆去的小说言语里透露出的不是王朔式的文字聪明而是受过理科教育的人所表现出的逻辑聪明,每一个似是而非的推理谬论都能让受过现代逻辑教育的人感受到逻辑遭受戏弄后的趣味。翻开中国大多数小说家的书,你不看内容随便扫读几十行,你单凭看到的语法结构几乎无法分辨这是谁的手笔,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相互都熟门熟路地用叙述故事的方法进行小说写作,但王小波的语言明显和他们不同,他不是用叙述故事的方法而是用叙述传奇的方法,这使得他的文字会往往跳离上下语境到一定高度然后又回来,使得你在阅读时不时在似真与似幻间切换,在满足智力的同时满足我们对想象力的好奇之心。在这个世上能让人想哭的感觉,决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大多是和一些严肃的事有关,其实已经有人发现了这点,也可能他和王小波一样不能将某些事情彻底的说出来。如周国平就说过:“王小波的文字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王小波的小说用日常生活中最细小最隐秘的个人情感,照亮了荒凉世界里的人性光芒,让我们感受人性的温暖。以隐秘的文字与奇诡的想象为文学招魂,在流动的笔墨里尽情展露他们(她们)的喜怒哀乐,让我们读后有一种大感动。王小波说:“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正是这童心让王小波写出了“有趣”的文字,从而感染了无数的无趣之人。

在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王小波透过繁茂芜杂的文字垃圾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尖叫,就像一个藏在暗处的顽童,突然响亮地发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尖叫,划破沉闷黑暗的夜空令我们惊诧不已。生前的寂寞与死后的“暴名”,构成了1990年代文坛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王小波生前的最后一篇文字如是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从价值选择的思想脉络来说,王小波接续了半个世纪以前已然断裂的自由主义思想,但他承传的自由主义思想是那种“消极自由”,而不是为了一己的精神而去拯救大多数人的“积极自由”。故王小波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扼杀个人自由的专制主义的东西。在《时代三部曲》里,王小波以饱满鲜活的生存感受,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种时间维度中去洞察和叩问“人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质疑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展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怀璧其罪的抵抗与挣扎。王小波通过对欧洲近代现代小说的悉心体悟与研究,认识到小说作为一门独特的叙事艺术,“有趣”是基本的也是最高的艺术境界。王小波无疑承传了现代小说的幽默精神,并且他将幽默视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叙事风格。王小波的写法预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一种新样式的产生,而且讽喻性地表达了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理解以及对权力和人性的深刻洞察。

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像一朵花,在寂寞中缓缓凋零。王小波在1997年4月11日的清晨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的家中辞世。王小波是荒谬时代里的一个异端,他的存在是对传统的蔑视,对文学的解构;与鲁迅的尖锐批判不同,王小波的武器是幽默的微笑,他微笑着不停地写,不停地行走,不停地用幽默去抵抗这个世界,这个被正统所定格的荒诞不经的世界。王小波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他用自己的文字去抵抗无处不在的“荒寒与冷硬”,他的胜利之处就在于没有把自己与对手扭在一处没有把自己也变的“荒寒和冷硬”(批评家仲达语) 。王小波强调“思想的乐趣”、写作的“没有利害关系的愉悦”,他不怨恨自己的作品缺乏买方市场,他对知识不倦的渴求、对各种学科的好奇,他反对丧失想象力的“审美”。一位西方学者说得更简明一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只是层面受过良好的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类的事物有一种参与。不仅有参与感,还要有情感上的关切。知识分子具有的怀疑精神,对体制、现有规范、权力有持异议的勇气。知识分子是偶像的破坏者和反叛者,专业人士经常由于恐惧和对安全感的过分依赖,容易腐化成偶像的追随者,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由此观之,王小波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然而白银世界,永不会来。正如王小波永远不会重新复活一样。但王小波虽死犹生,他的文字超越了他的生命,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

有人说死亡成就了王小波。诚然,他的死为他的名声提供了一种放大的效果。但他的随笔、小说的价值与死亡无关。他的小说有诡奇的一面,如《红拂夜奔》,在历史中的那种穿插、游移,极其漂亮,潇洒。而他的随笔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声音,代表了自有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最有力、最正确的方向。王小波对性爱的书写令人耳目一新,作家写性,有多种的方式。譬如劳伦斯式的性就是本能,郁达夫式的性就是欲望,金瓶梅式的性就是官能享受,张贤亮式的性就是政治,王小波则把成人的性写得非常自然,如盐入水,毫无痕迹。按葛红兵的说法就是:“王小波写的两性之爱不是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那种精神之恋,而是在压力下两性如何互相安慰、互相抚慰,在一种湿寒的环境中用生命互相依偎,性爱被回归到了性爱本身。”写作其实就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王小波的小说由于其自由精神和反叛姿态,通常对切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事件采取了不卷入的态度,它只卷入到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那里比日常生活和日常事件有着更大的风暴和更持久的和谐。

现在,王小波已无疑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偶像。然而曾经几时,王小波在最初写作的时候还“常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死亡消灭了王小波的肉体,同时造就了王小波的不朽之名。他直接承接“五四”那一辈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对虚伪规则、惯性思维和刻板道德进行无情的嘲弄和彻底的颠覆;他同时是一位思想启蒙者,追求理性、民主和自由,以独一无二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思想,如浪漫骑士、行吟诗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别致的符号。他的作品以其深邃独特的思想和幽默辛辣的语言受到了无数读者的喜爱,像一束穿越时空阻隔的上帝之光,照耀着无数人的心灵。而小波的骑士风范和“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更让许多读者印象深刻,他的文本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他的离去而失色,反而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彰显。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网站都有他的作品集,所有的思想文化类BBS也有关于他的版块。他的思维方式亦影响了不少人,他的文体成为无数写作者仿效的目标,一些写作者甚至以成为“王小波门下走狗”为时尚。王小波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成为华语文化和思想的如盐入水。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有句话,可以作为王小波一生的写照:“在我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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