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美文共欣赏:朱以撒散文佳作《绝版的暮春》

已经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太多琐屑的日子被人淡忘,只是这一天,人们照例要汇聚兰亭,效晋时士人流觞曲水,吟诗作赋。

名家美文共欣赏:朱以撒散文佳作《绝版的暮春》

绝版的暮春

又是一年三月三。兰亭的上空澄澈得如同小儿的眼神,修竹在温润的地气里拔节抽箨,有风吹过,春日最有风韵的那个部分就是由竹林中的绿意释放的,让一个静静驻足在此的异乡人无比陶醉。

已经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太多琐屑的日子被人淡忘,只是这一天,人们照例要汇聚兰亭,效晋时士人流觞曲水,吟诗作赋。泼墨挥毫是断断不可少的,人们纪念书圣,弘扬书道,就看笔下气象。在这样一个文风、书风都很盛行的江南小城里,《兰亭序》这篇美文,连同清秀俊逸的笔迹,通常成了场馆最好不过的装饰。的确如此,无论从文学的内容或者笔迹角度而言,它都是人们的首选,它和水乡的润泽、典雅,协调地融在一起了。

围在曲水旁的书家,眼睛紧紧盯着从上边随花瓣缓缓飘下的觞,准备一到自己的眼前停下时,就吟诗作赋,顺便饮下这一觞美酒。显然,我们这些参与者和主办者一道,正在努力地复原着当时的仪式,贴近一千多年前那一场盛会——当时是四十余人,却构成了书坛不灭的美谈。而今,利用这种仪式,敏感多思的文人是否能够抵达那个烟水遥遥深处呢?我看看自己穿着的书道服——这件古色古香的仿旧日服饰,如果披在晋人身上,理应是和谐的,我穿着,长襟下摆却露出了锃亮的皮鞋,有些滑稽。当然,神情更加不像,一瞥便知道,纯粹是现在进行时态。对于过去那个时代,那一些人,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仪式,与他们联系。

历史上的文人雅集,次数太多了。有时是官方组织的,更多的是声气相投的文人自觉的组合。人以类聚——我赞同这样的说法,这样会使聚合的形式更加纯粹,目的更加单纯,使相聚中的每一个人兴之所至,兴尽仍不思返。春秋的垂陇之会,汉武帝时的柏梁诗宴,西晋时的金谷宴集,宋时的西园雅集、洛社耆英,都是很著名的,文采风流,诗酒流连,现在,只剩下兰亭雅集为人深知了。一个文人、一个书法家就是存活在他的作品中的,现在我们读《兰亭序》、《兰亭后序》就会记起王羲之,记起孙绰。饱受宦海浮沉之苦的苏东坡曾经有过“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的愿望,一般的文人也都具有。有的生前未必富贵,死后却有文章,像《兰亭序》这样的美文,注定要让作者垂名青史。一个高度确立了,后人有再多的兰亭修禊,至多是一种怀旧、仿效。有一个时候坊间传出启功先生也要做一篇《兰亭序》,我不禁吸了一口冷气,就像看到许多人要续《红楼梦》,沾溉一点曹老夫子的灵气。后来才知道是讹传。依我看,像《兰亭序》这样的美文,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无一则生出遗憾,有二则生出蛇足。

名家美文共欣赏:朱以撒散文佳作《绝版的暮春》

公元三五三年暮春之初,王羲之在文中很欣喜地写道:“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四十多人行走在山间林木道中,士林中很有影响的谢安来了,高僧释支遁来了,王羲之带了几个儿子一起出动,最小的是献之,此时九岁。有世族出身的,也有非世族出身的,官宦、吏胥、出家人、书生,还有一些至今已无从查考之人,共赴兰亭。你看,他们的脾性相差多么大啊,“趣舍万殊,静躁不同”,不过,没有关系,这些东晋士人都有惊人的相似——趋雅避俗,好山乐水,这就够了。四十余人其乐陶陶地相拥着,披一身茂林修竹中倾泻下来暮春的温暖阳光,流觞到处,诗思敏捷者脱口而出。谢安、谢万、王羲之、孙统等二十余人很快成诗,博得一片好评;卞迪、丘髦、羊模、华耆等十余人一时难以即席吟诵,罚酒三巨觥。年少的王献之参与这样的成人活动,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喝了罚酒。这一类的文人雅兴,总是让一些快才抢了先,而慢才又不愿意事先把诗打好腹稿,到时候也琅琅上口,一切都是自如的,随意的,惟有这样,雅集才充满了无拘无束的气氛。当我坐在曲水边,看着流觞像一个梦从远处飘来,心里不由得稍稍紧张,倘流觞在我跟前不走了,我能灵机一动,也像晋人来一首四言或者五言吗?我看到旁边的书友掏出本子,上边已有想好的诗句子,我不禁笑了起来。当年的兰亭前夜,王献之决不会对王羲之说:“父亲大人,先帮我作一首如何?”什么是差别,这就是古今文人的一种差别。

谢安也参加了兰亭雅集,和一个普通文人一样,成四言五言诗各一首。在雅集中,丝毫不见他有与人不同之处,这是我所寻思的。从文人的角度看,谢安的影响要胜过雅集中的每一个人。甚至左右士林风尚、社会风气。有一些例子很可以说明问题:谢安读了裴启的《语林》,认为写得不好,士林中人也都说不好;有位朋友的五万把蒲葵扇卖不出去,谢安率先使用,众皆仿效,结果蒲葵扇一时脱销;谢安有鼻疾,以手掩鼻,发出瓮声瓮气的声音,亦有人以为美感,学而不舍。甚至连李白都在诗中多次赞叹“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如果从职务上看,谢安无疑是一个显赫人物,在支持东晋政权的南北大族中,先后交替执政的就有王(王导、王敦)、谢(谢安)、庾(庾亮)、桓(桓温、桓玄)六巨头,谢安居其一。他历任了桓温司马、吏部尚书,东晋孝武帝时甚至位居宰相。这样的人在兰亭雅集中,与大家平等,无人着意提起,也无专文渲染。如果不是今日说谢安,很多人也只记住了王羲之,或者王献之。我读王羲之《兰亭序》、孙绰《兰亭后序》,每一次都为前半部分的美景而欣悦,而后又渐随笔锋的转折而感伤,时日过得多么快啊,“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这种从美景转为抒情是与南方气质有很大关系的,他们从风沙凌厉、水土枯索的北国来到润含春雨盈野春色的江南。会稽一带是如此肥沃富庶和浓荫匝地,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享受,都堪称江南首选。这两篇序沉醉在个人的独到感受中,信笔写去,不提参与者,当然也就不提谢安了。这正是晋文人的自由精神、自由文风。倘若现在,有个大官僚、大文豪参加,仿佛雅集就身价百倍,必定要按行政公文格式措辞:“国家领导、文坛巨子谢安同志在百忙中亲自参加了这次兰亭雅集,并即兴作四言、五言各一首,与会者受到了巨大鼓舞”云云。难得的是谢安的平常心,更难得的是诸士人的平常心,以致达到了自由的最大值。

今日的兰亭依然清幽静谧,只是人工痕迹多了,不是当年的草莽情调。人工技巧的介入,自然就变得规整而合目的了。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意图,规划路径,安排草木,越是得名的风景点越是如此,渐渐把自然气味逼到角落,以至似有若无了。在孙绰笔下,短短数字已将遥不可复的景致移到了眼前,“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远比今日所见丰富。三月是一个万物竞争滋长的月份,生殖力尤其强大。生命如此旺盛,此时集于野外,正是满目滴翠。美景、觞咏,对于这个苦痛年代的士人而言,应该是再好不过的补偿和慰藉。此时的他们已经缺少刘琨、祖逖这等人物的雄心大志,逐渐转向不勤世务,善于自全的处世方式。《晋阳秋》称:“太康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谈老庄,少有说事。”为何“少有说事”?说事不免惹来祸殃,而不涉世事,玄谈玄远,除了远祸,还可以博得雅士美名。与自然亲密接触是最惬意和安全的,毋须设防,又得身心怡悦。可是最终,他们还是沉默下来。山中的花期这般漫长,要远远地超过家养,它们得益于毫无尘滓的雨露的滋养,洁净而又恣肆。人们无疑看到生命张扬的辉煌时刻,由此想到敛约、坠落也为之不远,不禁心有戚戚。晋士人的自全,就是为了延长生命的尺度。即便能够自全,也还是不能超越死之大限。在他们眼中,“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乐与时去,悲亦系之”,作为一个文人的起码的资格是敏感——好端端的心情急转直下,兴尽悲来了。晋士人并不太像我们感觉中的那么清空迥出游心太玄,他们惦念着生,畏惧着死,虽有出世之想,实在俗世之中。每每善感,如同看到自己的生命露珠般地在朝阳愈升愈高中缩小——他们有些恐慌了。那么,饮酒吧,服药吧,寻欢作乐吧。像王羲之这样的性情中人,尤其惜生、护生。他认识了行迹灵异的许玄,许比王大二十一岁,王对他着实入迷,“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许玄告诉羲之:“自山阴南到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二人遂相伴寻药。对于各种植物麻醉品、矿物麻醉品,都乐于以身一试。麻醉使人通向永生的虚幻道路,心灵轻快起来,肉身舒适起来,尤其是药性发作时的高峰体验,没有了时空,宛如神仙了。不仅仅是王羲之有这种神仙念想,他们这些人,统统都有。想想看,他们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和我们重眼前的实惠,是怎样一种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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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之癖久而有之。王羲之爱鹅,张湛爱鸲鹆(也就是八哥),僧人释支遁则爱神骏。支遁,一个出家人,一边做佛门功课,一边与这些名士优游雅玩,脱略行迹。他养了几匹好马,油光水亮,四蹄生风,却从未骑射畋猎,有人不解问其意图。支遁说:“我是用来观察它们的神韵,你看,多么俊逸洒脱啊!”至于王徽之爱竹、顾彦先爱琴,都是高雅的癖好。癖好的养成需要环境,但归根到底是与个人的品性连在一起的。我喜欢有癖好的人,甚至是癖好过于偏颇的人,个性就是由一些癖好体现的。晋名士袁山松好挽歌,这就过于离谱了。在旅途上,袁总是让左右齐唱挽歌,一路上渲染得凄凄惨惨,路人无不避之,以为晦气。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就一次次地预演着死亡出殡的场景,对于死毫无忌讳,已非寻常之辈。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某些审美趣味上与众不同,说起来是十分庸常的。王献之的口味就与其父大相径庭,不把字写得像父亲笔下的清秀,也不似家族中的其他人。他走的是“破体”之路,“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这就是王献之书法的写照。有一句话说得好:“生子当如孙仲谋”,在书坛上,理应“生子当如王献之”,正是有了这种独特的审美差异,王献之才能和王羲之一样成为两颗闪亮的星,永久地为我们仰望。

一个人喜欢某一种生灵、某一种形态、神采,都可以从内在追溯。东晋士人已经不像西晋士人那样秽言秽行了。西晋人在公共场合中披头散发,裸袒箕踞,甚至露其丑秽如群狐所托,到了东晋中期,精神洁癖已经远居其上了。他们笔下的墨迹点画清俊光洁可人,很挺拔的骨力在内部支撑着。他们是那么景慕那些带着露珠一样晶莹的意象,他们说,“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又说:“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春天如在眼前了。人长得美也是令人羡慕的啊,王羲之见到美男子杜弘治,一时倾倒,“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一个人善于发现美,倾向于美,也自然在自己的行止中流露出来。现在这些美人、美物已远,却因为有了行书《兰亭序》不随风而去,使我们窥探到东晋士人的唯美程度。三百余字在即兴中写来,二十个“之”各尽其态,二十八行如雁阵颉颃,落实到每一字的细节则鲜活细腻,精致简练,可以想见当时的手势简劲自然,行云流水。《兰亭序》成了后人不时要把玩品味的佳作。每一个人的心性多有差异,每一个人对于美的持抱,都不会松手。

山水怀抱中的文人相聚,不免酒兴大发,诗兴大发,书兴大发,谈兴大发。“畅叙幽情”,在短暂的山林觞咏里,“幽情”无疑更能直抒无碍,它具有个人的隐秘特征,更富有个人化的见解,也就更能让人动容。人暂时离了尘嚣,离了城中是非、利欲,即使机心甚深的人,也暂时卸下面具,做一回纯粹的我。适意是雅集的动力,由于适意而毋需相互提防、戒备,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一次寻常的文人聚会能流传下来,恐怕远远超过了所有参与者的料想,他们只是觉得快乐了一天,一身轻松地披戴着芳草野花的香气回家。文人的聚会在后来慢慢地变味了,成了行政上的集合,志向不相投,趣味不相和,因着行政手段捆绑在一起,很正规却缺乏自然,很有程序却缺乏灵气,很有理性却缺乏个人自由。处在这种集合中,我常常后悔得不行,时间被糟踏了,情调也给破坏了,只盼夕阳西下早返归程。精明的人却十分适应,抓住机会与有权柄者亲近,借助山水美色,人心松弛之际,效果比在酒楼里好得远。譬如张三就把李四悄悄拉到一边:“听说最近班子要动一动,该做的还得抓紧”,李四连连感谢。雅集为俗事而设立,品位就逊色了。

从现在来看规模,四十余人的山中雅集,也是遵循简约一路的。西晋的斗富之风已经平息,像巨富石崇在金谷涧举办的宴集,歌钟相伴,锦衣玉食,宴集中注重的是物质上的享受,极一时之奢华。奢华当然能给人快乐,这似乎是豪门世族所倚重的。到了东晋有所转变,精神上的享受跃居于奢华之上。这样规模的集会,“无丝竹管弦之盛”,只是“一觞一咏”,“和以醇醪”,可谓清兴、清趣。每一个相与者都重在个性上、精神上的享受,追求形而上的、浪漫散怀的趣味。有不少文章说晋人谈玄,纯乎务虚以致误国,恨他们不能像刘琨之辈。何须对文人过于苛求呢,让他们快活一点理所当然——玄谈之风席卷士林,肯定是在某一方面紧紧扣住了士人的心弦,让他们沉溺其中难以割舍。这些人承老庄之学说,论说养生、才性、言意、佛理等等,都归属于深奥的哲理,思辨性很强,纯粹哲理,而非简单地理解为闲来无聊的“斗嘴”。玄谈是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一个论题得了解答或者相持不下,于具体生活的实在是无干的,但是精神上获得了乐趣。有时,我们希望走到生活之外,走得越远越好,我们就必须有一些虚的成分,这种成分使我们超脱。

晋人风度在从容中渐渐展开,像王蓝田那样急性子的人少了。仪态、形象都朝着优雅徐缓的方向。施朱傅粉,熏衣剃面,倾向柔美、女性化的同时,那些细腻雅致、潺湲涓滴般的景色、情调,使人陶醉其间。娇软柔媚的时代,旖旎缱绻的文采,都以慢动作般地展开着。谢安是最有代表性的,不论是鸿门宴上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设下的伏兵,还是大胜于淝水的捷报到来,都不动声色,依旧吟咏、弈棋若无其事。当时的文本在描绘这些人的风度时用了不少趋于静态的词,“恬然”、“不动容”、“徐起”、“徐唤”,“徐曰”。时间像是缓了下来,让一举手一投足,悠然。在我构成了对这个时段永远眷恋的缘由里,依据之一就是徐徐之美。从容使人具有雅士风度,对于衣袂飘飘、背影长长的文人,从容可以使旁人看到他藏敛的空间,高情深韵而非局促仓皇。这种从慢节奏传递出来的情调,看起来是外在动作,是可以效仿的,实际上难以效仿,一用意就徒劳了。据说兰亭雅集后,王羲之以为当时即兴写就的《兰亭序》不够满意,完全可以再完善些。他闭门于书斋中又创作了好几幅,相比之下,最终还是觉得初始时那幅为优。依我看,这个时候援笔挥毫,王羲之过于用意和急切了吧。

公元三五三年的这个暮春之后,我们的许多雅集失去了原创的意义,我们在追随复制中想念和回顾,那飞鸿远影般的往日已经淡如竹林中袅袅的烟水气了。暮春,这个美色与异香相融合的春季的最后时光,对于乐意笔墨驰骋的人,许多沉睡的记忆被唤醒,怀古人,怀往事,的确可以沿着兰亭方向走,找回文人日渐失去的脾性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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