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袁杰伟:路

路文/袁杰伟开始感觉到路的概念,是在上小学之后。从我家到我上小学的石章学校,村里人都说是三里路。不过我对这个距离的准确性总是表示怀疑。步行的这三

散文丨袁杰伟:路散文丨袁杰伟:路

文/袁杰伟

开始感觉到路的概念,是在上小学之后。

从我家到我上小学的石章学校,村里人都说是三里路。不过我对这个距离的准确性总是表示怀疑。步行的这三华里,需要一个多小时,转七八个坳,每个坳都有几百米。每转过一个坳,都看不到来时的路。这么远的距离,怎么只有三华里?也许原来的人吃得亏,腿劲好,把距离看短了吧。

我从八岁上学开始,每天都要走这条土路,一路上前前后后总有百十来人,都是上学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滚作一团,弹弹跳跳,这都是常有的事。这样的情景可惜不能再现,如果当时有摄像机,能够把这些场面拍下来,一定是有趣的。

放学之后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我不数坳,而是看村子里的一个高大的老枫树,只要看到那棵春天枝繁叶茂、冬天叶落枝黄的老枫树,我就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就是快到家了,有饭吃了。

那时在学校没有中饭吃,回家才能吃,所以我们得中饭晚饭一起吃。学校放学通常是下午四点,我们早就饿得肚子呱呱叫。但老师在学校统一放学后,还要留一些时间讲放学的注意事项,往往要十多分钟。如果班主任老师那天心情不好,或者是有同学调皮引老师发怒,那往往延长了半个多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直到班主任把气发完。这样一来,如果是冬天,回到家往往天都“眼盲”(天黑)了。

年岁稍大之后,我把路的概念延伸到了距家七八里远的沙子凼,新化把地势低洼而没有水的坑叫凼。这里是从我家到县城的一个转折点。到了这里之后,通往县城就有一条比较宽的马路。

但我对这个地名有印象却不是这样的原因,而是有一次听到父亲讲卖麦秸的事。父亲有一次挑着一担麦秸到县城去卖,那时刚打完麦子,天气很热,何况要挑一担百把斤重的麦秸。当时我已读高中,在学校享受着国宝熊猫一样的待遇。因为成绩好,学校安排我们几个有上大学希望的同学到老师食堂与老师同吃。每天早上喝一杯新鲜豆浆,饭菜荤腥较多,常有米粉肉吃。我被养得白白胖胖的。我根本没有想到父亲是如此的苦,卖一担麦秸几块钱地供着我。但父亲那次讲是带着一种感慨的,说他到了温水(我家到沙子凼之间的一个地方)的时候,碰到一个熟人,那个熟人坚持要给我父亲挑一程,就一挑挑到了沙子凼。听完这件事,我对沙子凼的印象就很深了。那时候帮别人的忙,不是给红包买东西,帮人家减轻一点体力活就是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值得回来跟家人细细回味、感叹并永远地记住。

高中应届毕业之后,我并没有考上大学。我去送过一次公粮。那时候农民种田是要给国家送公粮的。收公粮的地点在黄泥坳,比沙子凼更远,接近县城了。当我和村里的几个劳动力把一担公粮挑到黄泥坳时,我已累得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纱。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当我把公粮担子挑进仓库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阿弥陀佛”(新化的土话:可怜、造孽的意思)的农民,汗爬水流地把谷子往谷堆上倒。我是辛苦的,但他们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辛苦,简直是可怜极了。我产生的另一个想法是,我今后决不能当一个这样的人!于是我开始了漫漫求学路,寻找接收我复读的高中。

连续复读三年之后,我终于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来到了县城购买上大学用的皮箱等用品,我忽然对县城的路有了感觉,平时低头走在街上的我,现在可以抬起头来走路了。那时大学毕业包分配工作,我觉得我的今后也是有正式工作的人,而且是大学毕业生,就是在城里人之间,我也是比较优秀的了。这样一想,我信心十足,神采飞扬,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乡巴佬了。

但我考的大学离新化县城并不远,就在娄底。这让我一点儿也不能自豪。在我看来,至少要到长沙这样的城市读书才能算是真正读大学,才能在心里有自豪感。一个娄底,名称不响亮,又是新建的小城。我内心感到有些沮丧。是我家大哥送我到娄底来读书的,那时我也穿得衣冠楚楚,在火车上遇到乘务员查票,那个乘务员看了我一眼,就没问我要票看了。大哥说:你们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有身份的,票都不查。好像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是“城里人”的感觉,其实内心里,我一直非常“乡下”。那次从新化到娄底坐的是慢车,一路停了十七个站,车费是九角钱。

娄底师专毕业之后,我在新化的几所中学辗转,并不安心于在乡下教书的我,工作七年之后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师范大学专升本,脱产全日制学习。那年天冷得早,九月中旬已穿上外套,在长沙火车站下车之后,一阵冷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哆嗦。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沙,是我家二哥送我到长沙的。他比我还激动、还高兴,他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想要我有大出息。所以一点也感觉不到冷,热情地给我张罗着。其实也没什么好张罗的,一出车站不远就有迎新的师兄师姐。第二次进大学,我更懂得珍惜,两年里我在大学里混得风生水起,名声在外,校园广播电台里,校报上,经常有我的文章刊播。我还兼任校广播站站长、校报首席记者、编辑。一个学员拥有的名誉,已经无以复加。毕业时,连校办主任都以兄弟般的口吻感慨地对我说:“你这两年在这个平台上,是混得最为成功的。”

路,并不平坦。

第二次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留职停薪,在长沙一所高校任学生科长。虽然是打工科长,但事还是那些事。我也特别珍惜,非常卖力。一年之后,那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和团委书记到广州出差,已在广州谋职的我应邀特意赶过去与他们相聚。团委书记感慨地说:“老袁你在学校留下好名声了,现在学校很多老师都说袁科长在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相信这是句实话。身后名比当时的名更真实,更重要。

从在广州漂泊开始,我对路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清晰了。从广州到新化不是路程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为了省时,我通常选择晚上坐卧铺。那时候我到新化的次数远没有到醴陵的次数多。因为谈恋爱,我几乎每周都要跑一次醴陵,孩子出生之后,有时一周两次。妻说我赚的钱都用来修铁路了。

孩子出生后不久回新化原单位上班。这时,这里已是新的世纪。但我依然不时到外面去,要么卧铺,要么高铁,要么飞机。路,真是路路相通,从这里到任何地方,都非常方便。有时我上午去长沙,妻要反问一句:“回来吃中饭吗?”是啊,如果办事快,清早出发,中午可以赶回来吃午饭。有时去广州,出发的时候发个信息,中午就在广州与朋友共进午餐。

路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于是我在曾打工多年的广州置了一个小窝。小区内,有几所知名大学办的广州研究院,这是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项目,环境一流。这样,上午还在江南水乡新化的我,下午便到了南国风情的羊城。

路变了,其实是时代变了。

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

袁杰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娄底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有《随园流韵——袁枚传》《毛板船》《袁杰伟自选集》三卷。曾获湖南省梦圆2020主题文学征文三等奖,娄底市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一等奖,娄底市优秀社科成果奖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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