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午餐》

毛姆的这篇《午餐》和小沈阳的小品《不差钱》不谋而合，NO，压根儿就没谋过，早了七八十年，这篇小说写的是伟大作家毛姆在还不伟大的时候，有一次请女粉丝吃饭，他心里想的，和本山大叔想的一模儿一样，可惜，高档馆子从来不存在“这个真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姆的这篇短小说抵得上中国学生的高考作文了吧，名字最好叫“记一件难忘的事”。不过，毛姆小说的高妙之处，或许在于他对人物心理的戏剧性描述，以及对穷作家的揶揄，对绿茶妹的嘲讽（带着幸灾乐祸的恨意），这样一看，毛姆一下子就甩了高考作文8848条街了。

我在看戏的时候瞧见了她，为回应她的招呼，幕间休息的时候我走了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我上一次见到她后已经过去了很久，若不是有人提到她的名字，我恐怕都无法认出她了。

她畅快地跟我说起话来。

“哎呀，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是很多年前了。真是时光飞逝啊！我们都不年轻了。你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形吗？你请我吃了午饭。”

我记得吗？

那还是二十年前我住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拉丁区有个很小的公寓，俯视着一座公墓，而我挣的钱也几乎只够维持我魂不离体。她读了我写的一本书，给我写信谈起它来。我回信感谢她，不久我又收到她一封信，说她路过巴黎，想跟我聊一聊；不过她时间有限，只有下个星期四才能有空；她上午要去卢森堡公园，我可否随后邀她在富悦吃一顿小小的午餐？富悦是法国参议员们经常吃饭的一家餐厅，远远超出了我的收入，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去那儿。不过我受了恭维，自己又太年轻，还没学会对女人说“不”字。（容我加一句：没有几个男人学得会，等他们学会也已经太老，他们说什么对女人也无关紧要了。）我手头还有八十法郎（金法郎）可以让我维持到月底，一顿适中的午餐花费不会超过十五法郎。如果我在余下的两周把咖啡省掉，我还能够应付过去。

我回答说我会与我的书信朋友于星期四的十二点半在富悦餐厅见面。她不像我期望的那么年轻，外表堂皇有余，魅力不足。实际上，她已年届四十（这是迷人的年纪，但已不是看上一眼就能骤然引发强烈激情的岁数），而且她给我一种印象，她的牙齿过多，又白又大又整齐，多得超过了实际需要。她很健谈，但看上去她更愿意谈论我本人，我便做好准备当个忠实的听众。

菜单拿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价格比我预料的高出一大截。但她的话让我放心下来。

“午餐我从来什么都不吃。”她说。

“哦，可别这么说！”我大大方方回答道。

“我吃的东西从不超过一样。我认为现在人们吃得太多了。也许，来一条小鱼吧，不知道他们有鲑鱼没有。”

只是一年之中吃鲑鱼的时令未到，菜单上也没写，但我还是询问侍者有没有。有的，刚刚送过来一条漂亮的鲑鱼，是他们今年进的第一条。我为我的客人订了这道菜。侍者问她在等菜的时候要不要来点儿什么。

“不，”她回答，“我吃的东西从不超过一样，除非你们有一点点鱼子酱，我从不介意鱼子酱。”

我的心稍稍一沉。我知道我负担不起鱼子酱，可我不能把这话说给她，我告诉侍者务必上这道鱼子酱。我给自己点了菜单上最便宜的菜，是一份烤羊排。

“我认为你吃肉是不明智的，”她说，“我不知道你吃了羊排这么难消化的东西后还怎么工作。我可不会让我的胃超过负荷。”

然后是喝什么酒的问题。

“我午餐从来不喝任何东西。”她说。

“我也什么都不喝。”我赶紧说道。

“除了白葡萄酒。”她紧接着说，就好像我没说那句话一样。

“好些法国白葡萄酒都特别清淡。这种酒有助于消化。”

“你要喝什么？”我问，仍很好客的样子，但并不过分热情。

她那一口白牙朝着我明亮而友善地闪了闪。

“我的医生什么酒也不让我喝，除了香槟。”

我感觉我的脸变得有点儿苍白。我要了半瓶香槟。我若无其事地提及我的医生绝对禁止我喝香槟。

“那么，你要喝什么呢？”

“水。”

她吃掉了鱼子酱也吃掉了鲑鱼。她兴高采烈地谈起艺术、文学和音乐。但我一直在琢磨账单会累加到什么地步。当我的羊排端上来的时候，她相当严肃地批评起我来。

“我看出你习惯吃难以消化的午餐。我认为这是个错误。为什么你不学学我只吃一样呢？我相信那么做你会感觉更好。”

“我正打算只吃一样呢。”我说。此时侍者又拿着菜单过来了。

她用一个轻盈的手势把他挥到一边。

“不，不，午餐我从来什么都不吃。只吃一小口，我从来不想多吃，就算吃也是因为谈话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我不会再吃任何东西，除非他们有那种大芦笋。要是不吃上一点就离开巴黎，我会感到遗憾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在商店见过那东西，我也知道它们贵得要死。一看见它们我的嘴里就涎水四溢。

“夫人想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大芦笋。”我问侍者。

我穷尽全身之力希望他说没有。一抹快乐的微笑在他那宽宽的、牧师一般的脸上蔓延开来。他满有把握地告诉我，他们有一些那么大、那么好、那么嫩的芦笋，实在妙不可言。

“我真是一点儿都不饿，”我的客人叹了口气，“不过你要是坚持，我不介意来一点儿芦笋。”

我要了这道菜。

“你不来点儿吗？”

“不，我从来不吃芦笋。”

“我知道有人不喜欢芦笋。事实是，你吃掉的那些肉毁了你的味觉。”

我们等着芦笋做好。一阵惶恐攫住了我。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我能剩下多少钱维持这个月的生计，而是我有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账单。如果发现自己差了十个法郎而不得不向我的客人借，那就太丢脸了。我实在没有勇气让自己这么做。我很清楚手里到底有多少钱，如果账单太大我就准备伸手往口袋里一掏，煞有介事地惊呼一声，跳起来说我被人偷了。当然，如果她也没有足够的钱付账，场面就尴尬了。那样的话我只好把我的手表留下，说我过后再回来付账。

芦笋端上来了。个头巨大、多汁，令人胃口大开。融化的黄油香味搔弄着我的鼻孔，正如纯洁的闪米特人献上的燔祭搔弄着耶和华的鼻孔一般。我一边看着这个放纵的女人把芦笋大口大口塞进喉咙，一边彬彬有礼地论述巴尔干地区的戏剧现状。最后她吃完了。

“咖啡？”我说。

“好的，就来一份冰激凌加咖啡吧。”她答道。

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因此我给自己点了咖啡，给她点了冰激凌加咖啡。

“你知道，我十分相信这么一句话，”她边吃冰激凌边说，“一个人应该在感觉还能再吃一点儿的时候离开餐桌。”

“你还饿吗？”我无力地问道。

“不，不，我不饿；你看，我是不吃午餐的。我早上喝一杯咖啡，然后就是晚餐了，但我午餐吃的东西从不超过一样。我这都是为了你说的。”

“哦，明白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们正等着咖啡，那个领班侍者，虚伪的脸上带着逢迎的微笑，提着满满一篮硕大的桃子走到我们面前。一只只桃子带着天真少女一般的绯红，饱满的色泽如同意大利风景画。可眼下还不到吃桃子的季节吧？上帝知道它们是什么价钱。我片刻之后也知道价钱了，因为我这位客人继续说着话，一边心不在焉地拿起了一个。

“你看，你用那么多肉把肚子填得满满的（我那一小块可怜的羊排），再吃不下什么了。可我只是吃了点儿小吃，所以我还能享用一个桃子。”

账单来了，等我付完了账，我发现剩下的钱只够给一份相当寒酸的小费。她的目光在我留给侍者的三个法郎上停了片刻，我明白她觉得我吝啬。不过等我走出这家餐厅，我就得面对整整一个月身无分文的日子。

“照我的样子做，”她在我们握手的时候说，“午餐吃的东西永远不要超过一样。”

“我会做得比这更好，”我回敬道，“我今天晚饭什么都不吃了。”

“幽默家！”她快活地喊道，跳上一辆出租马车，“你真是个幽默家！”

不过我最终还是报了仇。我不认为我是个怀有报复之心的人，但是当不朽的神明插手此事，欣然静观其果还是可原谅的。如今她的体重是二十一石。（注一石约为十四磅，二十一石约为一百三十三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