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生命最后的礼物

　　在过去10年里，下岗工人老赵平均每个月都要送走一位死者。他随身总是装着一朵白花，以备送别之用。
　　
　　67岁的赵永华已将116人的遗体抬上汽车，送进了天津医科大学的解剖楼里。他确切地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将躺着进入那幢灰色建筑物，成为学生们解剖刀下的对象。人们会在胸前戴上一模一样的白花来送他。
　　
　　届时，老赵的双眼里那层透明的角膜首先会被取下，拯救两位失明者。他扒开自己的眼角，比划着说，一个人，给俩人。
　　
　　截至2012年清明节，天津有据可查的遗体捐献者已有355人，将近1/3是赵永华经手的。
　　
　　他记得很清楚，2002年3月31日那天，他和妻子孙秀兰办完无偿捐献遗体的法律手续，就在自家门口钉了一个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家庭电话成了捐献热线。
　　
　　起初，赵永华有点不乐意走进阴暗的解剖楼。放死人的地方——（要是）放元宝的地方咱可以开开眼！现在，半夜他也毫不怯场。
　　
　　有一年除夕，他是在天津市河北区一家殡仪馆的太平间里度过的。那个夜晚的气氛，让他想起了《聊斋志异》里画皮之类的鬼故事。当时，4个活人守着11个死人。殡仪馆的看门人喝起了酒，窗外烟花爆竹好不热闹。
　　
　　下岗前的天津市机械链条厂经营科科长赵永华长期不知道什么是遗体捐献。还是1998年，孙秀兰从报上学到的字眼。她对丈夫说：捐了遗体，多省事儿啊！给孩子们省了大事儿了。
　　
　　赵永华感到奇怪：妇科检查你都不乐意去，你怎么遗体捐献反而带了头了？
　　
　　一对儿女则激烈反对——你们死了不管了，大爷舅舅们说我们把爸爸妈妈捐献了，大卸八块了，那么不孝顺。
　　
　　4年以后，子女才答应在他们的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字。
　　
　　他们没法不同意——父母已经干了不少傻事。
　　
　　赵永华夫妇从1993年成为志愿者。那一年，48岁的赵永华下岗回家。不久之后，孙秀兰厂内退休，月收入420元，养活一家6口。
　　
　　但他们拒绝申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赵永华宁可每天出门去捡饮料瓶卖钱。为了省钱，夫妻二人相互理发。
　　
　　我们是工人，能拉下脸来。赵永华说。
　　
　　在这种窘境下，他们还将自家电话设为家庭扶老帮办热线，尽量帮助弱势老人。
　　
　　拨通这条热线的，什么人都有。最早本社区较多，如今连山西、内蒙、河北等外地也有。外地有位老干部，退休后门可罗雀，感到孤独，时常打来电话聊天。
　　
　　这些年里，赵永华夫妇还赡养了11位无依无靠的老人，为其中的5位送终。
　　
　　起初，他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住，房子太小，就出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
　　
　　还有一对小两口上门来请赵永华给家里老人做工作。他们一家四口住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嫌挤，摩擦不断。
　　
　　小两口原本以为热线电话的这边是个气派的政府调解部门，步入昏暗的墙皮剥落的楼道后，狐疑地问赵永华：我们没走错吧？
　　
　　在这间位于城市边缘、只有3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两个牢骚满腹的年轻人只坐了一会儿，连话都没怎么说，走了。
　　
　　就跟上班一样，赵永华几乎每天早晨7时左右出门，从家里带好饭菜，骑车在天津转悠，一天少说要骑40公里，挨个看望老人。这些年，自行车他丢了几十辆。
　　
　　他去老人院服务，不是像一些学生那样，把老人叫醒，奶奶你起来我给你唱个歌，而是带着自己的孙女，看奶奶爷爷去。每逢过年，他专找那些没人理睬、趴在窗户上看别人放爆竹的老人，接到自己家里吃饺子。
　　
　　赵永华做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后，老人们问他忙什么，他就顺便介绍一下。他说，以前遗体让虫子给啃了吃了，现在送到医学院，给孩子们做标本，这个有价值。很多老人动了心。
　　
　　不过，他从不在人们病危的时候跑去谈遗体捐献。那就晚八春了，他说。
　　
　　他平时热心助老，像走亲戚一样交往，人心换人心，但坚决反对劝捐。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入土为安，你去劝了，人家家里回头打起来了。你不能去劝人家，你只能跟人家说好处。
　　
　　谈到好处，他总是用浓重的天津卫口音强调：大家都去买墓地，地底下都是洋灰坨子。咱们天津市喊着要建成大花园，你不重视这个，迟早就是个大墓地！
　　
　　有时，他会形容，人死了，这摊臭肉污染环境，遗体捐献是变废为宝。
　　
　　为了描述角膜移植如何给人带来光明，他伸出手指在人眼前晃来晃去：十来分钟就移植上了；盲人就看见了，说‘五个手指头、四个手指头’，多好的事儿！
　　
　　虽然总是见证死别，但这么多年来，他从没为谁掉过眼泪。
　　
　　接送死者后半夜独自回家的路上，赵永华会在心里琢磨：挺好的一个人死了。最后我归结到一点——又一位高尚的人。
　　
　　他总觉得，捐献者就在天上看着自己，自己不能泄气，必须越做越好。假如说真有下面，等将来我死了，对不起那些先走的，在那边见面了，人家说，‘老赵你骗了我’，‘老赵你也来了，我跟你谈谈心吧，这几年你不行啊，我们上当了’——我们别叫人埋怨。
　　
　　这些年来，他耳朵里不好听的话都灌满了。有亲戚说他们有病，嘲笑孙秀兰黄瓜买弯的，西红柿买裂口的，辣子买黏糊的。
　　
　　孙秀兰格外俭省。她习惯去早市买前一天剩下的便宜菜。包顿饺子也要算计：白菜价贵的时候，包饺子一棵白菜3元钱，不如买一元钱5斤的胡萝卜，能吃两回。
　　
　　这对夫妇近20年没置办过新衣。如今，他们全身几乎都是死者穿过的旧衣。家属们知道他们不忌讳，衣服、被褥一送就好几包。
　　
　　他觉得，自己与这些捐献者，生前是朋友，生病时自己去照顾过，去世后自己亲手把他们送走，分不开了。
　　
　　抬遗体的时候，这个1。65米的小个子习惯扶着死者头部，那通常是长子的位置。他以此表达敬意。
　　
　　赵永华只有一套新衣。他从国务院副总理手里领过爱心捐助奖。为了领奖，外甥女给他买了一套西装。从此一有应酬他就穿上，脏了也舍不得洗，衣服变得油亮油亮的。妻子开玩笑说：下雨出去穿，正好当雨衣。
　　
　　老赵家的宝贝全在卧室。那里并排存着大约40个文件夹，里面是他这些年做的各类事情的记录。譬如，帮谁取了汇款，给谁买了尿不湿；62岁孤独老人在电话里托他帮忙找个伴，男女都可；或是有意捐献的人又来电话说，儿子不同意捐。
　　
　　甚至，自称忙于生意的陌生人，希望通过老赵找人帮忙搞家里卫生。
　　
　　只有小学文凭的赵永华写字极为工整，尽管里面别字不少，诸如取缔写成去蹄。
　　
　　他的脾气并不像他的笔迹那样圆润。常年跟红十字会、公证处、医科大学等许多单位打交道。他摔过领导的电话，批评要不你们别坐这椅子上。为了给遗体捐献者免除公证费，他串门一样天天去争取。这项200元的费用免了以后，他像打了胜仗。
　　
　　多数时候，老赵和和气气地跟这些部门打交道。他们态度好不好跟我没嘛关系——我就拿他们当一部机器。
　　
　　这个小学毕业生曾应邀去大学里给学生讲课，讲生命的意义。他被尊称赵老师。
　　
　　他也曾把一个打算不让天安门升旗的老上访户劝回了家，秘诀在于：我不是这个党员、那个代表，我嘛都不是，我跟你一样。
　　
　　在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成员刘慧梅眼里，赵永华比党员还党员。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五年规划向公众征集建议，290多条整理成册的建议中，署名赵永华的有7条。在他看来，这是玩儿，也是尽公民的责任。他热心很多公益事，有一次，手术没多久的他插着尿管，把尿袋缝在裤子里，参加活动。
　　
　　不进祖坟的决定，赵永华还没告诉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老家的亲戚们。他说，不知情的亲戚也许会以为他在哪儿被枪毙了，回不来了。
　　
　　对于儿孙，他表示没嘛可留的。眼下，他教孙女每天捐一块钱，养成一种生活习惯。包括他在内，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捐款计划。
　　
　　他知道自己将被解剖，什么都不会留下。天长日久泡着药水，皮肤会从浅黄变成深褐色。他还听说，自己的胳膊也许会跟别人的腿混在一起，难分彼此。
　　
　　赵永华心平气和地等待那一天的来临。我就乐乐呵呵，今天我起来了，我就干。明天人家没看见我，说老赵怎么没来呢——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