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美娟点评《凤策天下》

好莱坞的亚裔女演员里，完成底层逆袭并蜚声国际的女性屈指可数，邬君梅、陈冲、温明娜、吴珊卓、刘玉玲……
她们独立又坚韧、清醒又通透，不同的传奇经历却有着同一种敢于将欲望踩在脚下的开拓者气质。
其中的集大成者，周采芹算一个，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周采芹是这种女性力量的源头——她是第一位华裔007邦女郎，比杨紫琼还早30年；第一位获得艾美奖终身成就奖的华裔演员；是西方影史里的一个标志：“男有李小龙，女有周采芹”。
《007之雷霆谷》又名《你只能活两次》
在她的传记电影《上海女儿》里，因《杀死伊芙》荣膺首位亚裔金球奖视后的吴珊卓和曾获“迪士尼传奇奖”的温明娜都谈到了对周采芹鲜明的“大女主”气质的欣赏。
这种“大女主”气质说来并不高深，但想要拥有也得花几分力气。
首先，周采芹始终忠诚于自我。
与去年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名的刘玉玲一样，人生履历上的坎坷荆棘几乎与高光时刻对等，但旁人几乎感受不到她们的“失意与落魄”，相反好像活得酣畅淋漓、无愧于心就应该是本来的选择。
其次，是周采芹面对人生至暗时刻的坚韧。
她说：“最难的时候是40岁破产。波士顿的地铁很脏。我走来走去，很想跳进去，做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做居里夫人。”
选择做居里夫人是因为“我喜欢听到掌声”，也就是说，为了心中的向往，再大的代价都可以承受，周采芹失去过金钱与名气，但从未失去过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的勇气和决心。
荧幕上的爽剧，对“大女主”的出厂设置时常离不开地位和金钱，一点点困难盘不顺，不是有贵人加持，就是能依仗“背景”呼风唤雨、顺利渡劫。
所以我也时常在想，所谓的独立和自由一定和物质挂钩吗？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是真实生活中的“大女主”？
这些问题，似乎从周采芹身上，可以找到答案。
生活中的“大女主”之所以难当，首先是因为她必须理解和接纳世界的复杂，心中有坚持、嘴上不抱怨，关键还需要一点儿在刚柔间周旋的智慧。
周采芹成名于1959年的一部舞台剧《苏丝黄的世界》，她在其中扮演一名香港妓女，尽管在艺术上颇受评论界的微词，但商业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苏丝黄的世界》演出剧照
厚重短发、浓密假睫毛，外加凸显腰肢的高开叉旗袍配置，一度让周采芹成为伦敦西区的时尚icon。
周采芹被选为当年的年度女性、年度最佳着装
当时《每日邮报》的大篇幅报道
她在百老汇演三年，红三年，“周采芹”的名字在威尔士剧院的灯箱广告上也足足亮了三年。
伦敦West End 剧院的灯箱广告牌：采芹主演，苏丝黄的世界
然而即便是现在，女性亚裔演员也逃不脱性别歧视和西方世界对东方姑娘软弱、魅惑的刻板印象，所以尽管当时20多岁的周采芹已经名声大振，但她承受的恶意，仍然要比如今猛烈得多。
“男人总是试图和你调情，然后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甚至有人会问：“你的乳房是真的吗？”
传统女性在遭遇这种状况时都会觉得尴尬甚至手足无措，但周采芹不一样，她应对起性骚扰，会变得比男人更加“咄咄逼人”，以进为守。
但语言并非是表达态度的唯一方式，在水深火热的娱乐场中，获得尊严更需要一点儿示弱和伪装——周采芹在台上唱歌，她会给自己定规则：一旦有人议论纷纷，就停下来和观众比耐心；干扰结束了，再开口继续唱。
周采芹形容那种感觉：
“真是站在尊严的刀刃上，你要么是上等人，要么不是。”
她说：“许多女人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有优势的，是有选择的，还总以为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想要闯出一片天地是何等艰难，我们说独立女性的强其实是指强在心态而非表达方式，能游刃有余地运用刚与柔是一个女性走向成熟的标志，倒不是说变得圆滑、功利，而是理顺了自己内心的拧巴，知道该借什么力出什么招。
而周采芹对于世间好坏的这种消化与容纳，和她的家教不无关联，尤其是母亲裘丽琳。
裘丽琳和周信芳
裘丽琳是民国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名媛，当年不顾父母反对和世俗评价，毅然决然地与已婚的周信芳私奔，带着一身孤勇和一把小枪陪丈夫走南闯北，身兼爱人、母亲、经纪人三重身份，在黑白两道间周旋，硬是在当时混乱的环境中保住一家人周全，协助周信芳成为与梅兰芳齐名的传奇京剧大师。
1956年，周信芳（右2）受到毛泽东接见
通透如裘丽琳，她总是教导女儿“别像其他人家的女孩子一样，就指望着嫁妆，它只会像磨盘一样吊在你的脖子上。你需要的是一肚子的知识。”
周采芹也的确继承了母亲的独立品质，她的一生无论在任何时候，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17岁报考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离开中国到海外留学；20多岁为了完成学业，让前夫接走了尚在襁褓中的儿子；
如今谈起自己，她仍旧坚定：“我知道我不会成为一个忠诚的妻子或者好妈妈之类的，做一个贤妻良母是很boring（无趣）的。”
真实的生活中，从来都没有事事能兼顾的“大女主”，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属于自己的难题，所以重要的不是如何取舍，而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敢于取舍。
周采芹身上的另一部分大女主气质，源自于她的“不信命”。
她从不会把自己遭遇的不如意，归结到男人、婚姻、环境或是运气等任何一件事上，她只对自己提要求，选择自己想要的，并为此承担后果。
人生彻底跌到谷底是在38岁那一年，她投资的房产被70年代英国经济的大衰退吞噬，为了偿还债务赔光了所有积蓄，一时间落入无家可归的境地。
失落的她在公寓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险些自杀，获救后被人送进精神病院。
然而没过多久，周采芹又接到母亲的死讯，在黑暗中躺了漫长的17天后，她才逐渐从抑郁情绪中苏醒。
她在自传中描述当时的心情：“沮丧就像是和魔鬼在跳舞，向前走五步，又向后退四步，可是你还是应该为那前进的一步而高兴……第三步，你能体验到的惟一感觉是惧怕，怕什么呢？什么都怕。第四步，一切都是黑暗。第五步，现在对你来说最好的事是让自己沉下去，不要觉得内疚。”
我想起加缪说死亡是不需要被证明的真理，它势必发生，因此活下去就是对命运的反抗，就是打破荒诞的出路。
周采芹后来也说“我至今还没有教会自己相信命运”，她的“不信命”现在看来是一颗早已被埋藏在心间的种子，人生前半载历练出来的对于内心的掌控力让她不那么容易被摧毁。
我一直相信，寻着自己的渴望站到过金字塔尖的人，坠落的时候也会比别人慢一点。不是因为更坚强，而是人只有挑战过、经历过、自我确认过，才会更有理由相信自己不会一直坠落。
在做过餐厅领班、图书管理员、保险公司打字员等一系列杂工后，周采芹重拾热爱，入职剑桥剧社，并攻读了塔夫茨大学戏剧专业硕士。
在剑桥剧社又度过三年苦行僧般的演员生活后，周采芹获得了扮演《红字》女主角海斯特·白兰的机会，继而开启了演艺事业的又一次春天。
80年代初采芹回到中央戏剧学院教书时
身边的朋友评价说周采芹：“她在生活中的勇敢，胜过在舞台上的勇敢。”
周采芹用海斯特·白兰的一句台词总结自己：“如果我温柔的话，我就会死。”
为了让电视中的“大女主”看起来更有说服力，无论她经历了什么，通常最后都会被编剧安排一段完美爱情or婚姻。
说起来，感情原本就是我们人性中的软肋，亦是冲淡生活苦味的一剂良药，为了满足观众期待而设定结局，其实也无可厚非。
但如果你以为“大女主”的人生一定要以感情作为归宿的话，那就又错了，正如作家张小娴说，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归宿与圆满。
陈冲回忆年轻时与周采芹的初次见面，她想当然地认为女人在一块总愿意聊聊感情。
结果采芹兴致寥寥：“她看了我一眼说，‘男人。’ 好像那是世界上最单调无聊的话题。大概是看见我脸红了，她抿起嘴角笑着说，‘什么样的我都有过了，曾经把他们当早餐吃的。’”
这当然不是玩笑话。
经历过数段恋情和婚姻后，周采芹决定不再结婚，理由是——“跟男人在一起，男人最后总是要赢。”
而她也想要赢。
第一任大男子主义的丈夫看不起艺术，认为女性不应该去剧院那种“下三滥”的地方工作，他需要的妻子是相夫教子型；与着名戏剧评论家肯的关系虽然不涉及婚姻，但选择和平分手，是周采芹为了找回自我的举动：“为什么我只配为他的优秀而骄傲，而不是为我自己的优秀感到骄傲。”
《上海的女儿》中，周采芹回忆起第一段婚姻破裂的“征兆”，当时婚礼上丈夫本来应该说“请成为我合法的妻子”，但一紧张说成“请成为我糟糕的婚姻生活”哈哈
第二任丈夫彼得·科，当年正是周采芹引荐他指导了《苏丝黄的世界》
律师&挚友卡罗，多年来一直是采芹很信任和依赖的男人，感叹一句，爱情最好的结果有时或许就是“没结果”。
体会过在关系中失去自我的失落后，周采芹说：“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内心，不管你摆脱了什么，如果内心还有束缚，就不会感到自由。”
言下之意就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是摘掉标签后的一种坦然，从此不会再参与无意义的交际、涉足徒有浮华的事物，不用通过到处旅游、无休止工作来彰显自己的活力，也不会到爱情中逃避自己，或是让梦想妥协于一段不公平的关系。
真正的独立与自由，是单纯地依靠自己就能收获快乐与平和的一种状态。
周采芹说：“我的人生哲学就是自由和独立，你越自由，你就越有责任感。”
什么是自由与责任？
其实就是对内心渴望的诚实与承担，你想要的工作、爱情、生活，你要把未来活成什么样子，这些东西的实现不能寄希望于他人或妥协于关系，因为对自己的辜负，才是大部分苦难的源头，也最叫人难过。
积极地经营自己的日子，主动选择、主动承担，要得起最美好的也扛得住偶尔时运不济翻几个跟头，真正的“大女主”，没有对完美人生的苛求和幻想，在不那么容易的取舍间选择那一条忠于内心的路，活得尽兴才是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