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五大智慧』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孔子是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孔子儒学总体上蕴含着文化、伦理、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方面的五大智慧。它们仍可为今所用，甚至可以为全人类共享。
　　
　　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礼坏乐崩，当面临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一继承一开新，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得以开。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如果孔子之于礼主要是述的话，那么全新意义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也就是说，面对古今之变下的文化创新的问题时，孔子从述而有作的原则出发，既承继了传统之礼，又有现代开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礼合一的学说体系，奠定了儒学的根基。孔子这种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对当代文化的重建与创新不无借鉴意义。
　　
　　其二，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之整个过程的完成。孔子的这种仁礼合一之学体现的是一种美德与规范（规则）并重、德性与德行统一的伦理智慧。孔子这种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对克服当代道德困境，建设新型伦理价值体系，极具指导意义。
　　
　　其三，德治民本的政治智慧。德治（孟子叫仁政）构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政以德道之于德，齐之于礼的思想主张是孔子儒家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为政以德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对统治者自身正身正己的德位自觉，即要求在上位者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而达到正人不令而行的目的。其言如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最后，将这种正身正己的德性诉求外化、落实，就是儒家庶民富民教民安人安百姓博施济众的民本观念及实践。
　　
　　孔子儒家这种面向人本身，强调统治者之德位自觉的德治理念无疑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政治智慧。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认为，孔子之教能够提供民主领袖所需要的品质。儒家以身作则精神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这是儒家可以贡献于现代民主之所在。
　　
　　其四，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作为师长，孔子能够自觉做到以因材施教教依人立的原则教授门徒，顺其气质才情而教，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各遂其性、各尽其才、各有所用，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这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仍值得当代好老师取法和借鉴。
　　
　　其五，以和为贵的社会治理智慧。孔子开出仁，是要开辟价值之源，为礼提供意义支撑。而他之所以要复礼从周，所求者在天下有道，即以礼来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此之谓也。从克己复礼为仁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谈仁说礼，其终极追求在一个和字。可以说，仁礼和构成了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三个基本支点，仁礼合一的孔子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以追求和谐为目的，包含调节社会关系，鼓励人向上向善诸多内容的社会治理之学。
　　
　　仁由己而人，从内向外的层层打开和具体落实，就是人依循忠恕的原则，按照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做到克己复礼的过程。这就是说，克己复礼为仁的深层意涵当在于：道德实践（为仁）的落脚点是要将自我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自觉（克己）不断向外扩展、落实，推己及人，从而在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中完成自我之角色定位，确立个体所当有的责任和义务（复礼），这叫礼以辨异。孔子称之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通过礼来明分君臣父子、甄定社会角色、明确责任义务，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依礼而行，各安其位，各行其是，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当然，人在对礼的践履过程中，本身也就开显了统归于仁（广义）之下的诸多道德价值，比如孝、悌、慈、爱、恭、敬、忠、信等。也就是《大学》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总之，以仁作为礼的价值支撑，又以礼来正名，促成社会关系的和谐，仁礼和确立了孔子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框架，而一个和字最是其社会治理智慧的精髓所在。孔子仁、礼、和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中，包含着许多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若能结合时代条件加以调整，赋予其新的含义，完全可贡献于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