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发布于米兰的出版人俱乐部，伊塔罗·卡尔维诺的 “世界的记忆” (“World Memory”) 是一篇典型地反映了解构思想的短篇小说 。通过无名的叙事者所代表的两种相互冲突的有关归档 (archiving) 和去归档 (de-archiving) 的话语，“世界的记忆” 向它的读者展现了对”集中化的人类档案” (“centralized archive of humankind”) 或世界记忆档案这一概念的解构；在这样逐渐深入的解构过程中，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世界和个人，真相与虚假，归档与未归档… 这些原本二元对立的概念之间的边界被最大程度地，甚至是令人困惑地被挑战和模糊化了。
解构是一个去中心化 (decentralizing) 的话语。基于人们的世界观和日常经验是由（隐匿而富有欺骗性的）语言构建的这一信念，语言的解构很明显也对认识论 (epistemological) 概念和人类本体论的经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解构概念出现之前，可以说所有的西方哲学学派都被认为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logocentric)。在传统西方哲学中，对世界的认知被视为处于人类智力生活的中心 (centric) 的理法 (logos)，这样的理法为人们组织和解释世界，但同时又独立于于它组织和解释的世界之外。然而，预先决定的理法 这一概念对解构主义者来说也是幽灵般的幻影，就好像语言所反射的人类知觉“固有的”结构也是虚幻的。解构或许无法取代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解构提供了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那怕这种可能性只是揭露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无法避免。
人们可以在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发现解构趋势: 这些作品无不质疑语言原先被认定的稳定性，人类本体轮经验的连贯性，和特定意识形态的自然性。举例来说，伊塔罗·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世界的记忆”展现了现实永远无法被完全描述，记录，或“真实地”展现；反之，由于每个个体都有属于他或她自己版本的现实，所以现实的刻画多数是被幕后操控和扭曲的；同时，建立“世界的记忆的归档”这一概念终究是面对着困境，甚至荒诞的。通过无名叙事者向一名叫米勒的男子的直接诉说，小说向读者呈现了对建立“世界的记忆的归档”这一概念的解构。叙事者的声音代表关于归档和去归档的两种对立的话语：从一方面来说，出于他们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和维持人类主体性的自然慾望，“组织”里的人们想要建立一个“集中化的人类档案”；然而，之后叙事者似乎变得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的言辞展示了另一种困境：人们几乎被数不胜数，无穷无尽的片刻现实压倒；与此同时，在人类心智的自我防御机制的作用之下，事实上人们总是倾向于根据他们自己的隐秘的慾望，而并非所谓“客观的”方式来呈现现实。逐渐地地走向解构，叙事者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情绪激动和主观化，且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故事最终以叙事者要杀死米勒的攻击性扬言结束；因为事实上米勒是叙事者妻子的秘密情人，所以叙事者自然而然地想要通过清除他的情敌的存在来“净化”档案上的记录。
德里达的着作 归档热 (1995)探索了一系列有关归档的係谱学 (genealogy) 和类型学 (typology) 的概念。德里达指出， 传统意义上来说，“归档”（或“档案”）一词将两种準则融为一体：“从一方面来说，‘归档’这一词彙指代实体的，历史的，或本体论意义上的 本原 (arkhe)，其可以被理解为最初的，第一个，本质的，原始的，简言之，开端 (commencement)。但不止如此，在更早的时候，归档指的是法理学 (nomological)意义上的 本原 (arkhe),… ‘归档’的意义，它仅有的意义来自希腊语词彙 arkheion，而它的意思原本指一间房屋，一个住宅，一个地址… 或是近似于 archons 一词，指的是那些下命令的执政官。” (Derrida 9) 档案的製作和保存反映了追溯人类历史的根源的慾望，而它同时也实际化了法律。然而，德里达认为，是档案纸页上的符号实体化了“开端”的概念，但它不过是被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浪漫化甚至恋物般的执念罢了；事实上，“开端”可能不存在，因为被呈现在权威化的纸页上的内容和日常对话中符号即兴演奏般的迸发一样展现着语言的不稳定性和隐匿性，从这一点看这两者是平等的；然而，档案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的对比反映了阶级和权力的差异。实体档案象征着权力，而这是由于只有拥有行政权力的人才有资格决定什么内容应该被官方记录，以及什么又应该被刻意留白；因此，实体档案呈现的，哪怕只是一个标注，它本身也就是一个符号（或能指）– 一个既代表着特定的选择，又意味着一种权威力量的形成以及 知识 无孔不入的的渗透的符号（此处“知识”的意思和意识形态，或话语有关，笔者注）。在“世界的记忆”中，“组织”有志于建立的“集中化的人类档案”相似地实体化了 档案 历史的，本体论的，和法理学方面的特质：一方面这是一个“人们能想到的最大的资料中心，一个收集和编目一切的档案馆，关于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以及每一件事物的一切，这通过建立一份总目录实现，就是一份不仅关于目前，也关于过去，关于所有从起源开始就存在的一切的目录，总而言之，一部同步的，全面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逐刻记录一切的目录”。面临着世界末日的恐怖，人类变得倾向于追溯早期的人类历史来保护自身的主体性和身分认同；哪怕是作为现实的一部分的当下（甚至将来会发生的）事件也被归为符号化，文本化的“开端”，和”末日”以及末日之后人类主体性泯灭的世界形成对立。因为无法容忍记忆的缺失而必将导致的自我认同危机，人们癡迷于事无巨细地囊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来自我安慰般地确保档案（实则不存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主任的职位被赋予了“给世界的记忆留下个人的印记”的特权，因为这是唯一可以避免“大量不容置疑，冷静客观的信息”组成一种“扭曲的，远非真实的图景”的方法。儘管叙事者极力否认，主任的职位实则代表被赋予了专断的权力来实现法律，并让人们尊重法律的 执政官 (archons).
实体档案的运行和人类心智的运作机制呈现了一种平行般的相似，因为人类心智本身具有自我怀疑，倾向于解构的后现代主体性；从而现有的二元对立观念，人类存在的稳定性和逻辑性被笼罩上了一层迷雾。“您知道… 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病人的那些谎话–就像真话一样。或者比真话更加能说明问题；对于準备解释我们信息的那些人来说，也是如此。” 在“世界的记忆”中这样一个现象被指出：与精神分析法中的概念相似，充满悖论的是，在归档的过程中一条信息“未表达”的部分，甚至是与谎言混杂在一起的“事实”反而更加为信息的接收者揭示了原先被隐匿的部分；而和在档案中留白或省略的内容相比，被归档的信息反而变成了“死去的残片，碎屑，渣滓”。随着充满矛盾和自我怀疑的叙事向前推进，叙事者甚至更加异想天开地猜测道，“宇宙就是由这些无法记录的时刻构成的不连续的网，我们机构所控制的只不过是负面形象，空虚和无意义周围的框架”。这恰恰说明了，无论是宇宙的概况，人类现实或体验，它们永远无法被完整地描述或记录；儘管人们把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疯狂纳入档案的行为是获得和维持每个个体的主体性的“狂热”的缩影。与之对应，叙事者篡改档案的决定是一个自我欺骗却自我合理化的行为，这是因为人类总是趋向于通过凭空创造“意义”来和存在的极大痛苦对抗；要不然，自我摧毁的噩兆最终会吞没苟延残喘地维持着的人类存在。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从接收者米勒的视角被传达叙事者的言语；然而，读者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米勒的回应。这只有一方发声的交流和叙事最终戛然而止，因为米勒的死以及他的信息在归档过程中的被抹除永远地剥夺了他为自己发声的权利；就仿佛他从来未存在过。取而代之，充满阶级差异的权力关係和人类对于归档反复无常的渴望变成了永远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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