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从来不是只关乎性

姚璐点评违背我们的意愿:在现代语境下,“强奸”指的是被害人对性行为的不同意,是对受害人身体和自由意志...

在现代语境下,“强奸”指的是被害人对性行为的不同意,是对受害人身体和自由意志的严重伤害。

但这只是近代才形成的共识。根据法律最初的定义,“强奸”只是盗取了一位父亲的女儿的贞洁,是针对男性财产的侵犯。

这种定义,蕴含了女性长期以来的处境——女性只是某位男性(父亲、兄弟或丈夫)的财产,而非独立的个体,法律保护的实际上是对女性享有支配地位的男性的利益;女性没有主体性的人格,法律保护的是她作为“处女”这件商品进入婚姻市场前的“完整性”。

这种处境是超越地域、贯穿古今的。

中国古话“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展现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处境;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妻子除了生育子女,不过是一个婢女的首领而已;亚里士多德认为,妇女相当于一个肢体不全的男人;柏拉图在感谢众神赐予的八种幸福中,第二种就是生而为男人而不是女人;在西方国家,女性与奴隶、牲畜和钱物一样,都是男性的私有财产,很长一段时间,丈夫可以任意出卖妻子,其价钱低得可怜,有时甚至不足一杯普通的啤酒。

而“强奸”,同样超越地域、贯穿整个男权社会。它是男性集体对女性的凌辱、威慑和统治。

本书作为研究“强奸”问题的经典着作,通过战时强奸、监狱强奸、制度性强奸等多个角度的深入剖析,让我们看到了“强奸”问题的复杂性——它折射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征服;它是男性之间形成同性认同的工具;它不仅关乎性,也关乎权力。


对强奸的误解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强奸”是禁忌话题,人们对其产生了各种误解。

《违背我们的意愿》的作者苏珊·布朗米勒在对“强奸”下定义时,也同样陷入了误解。她把强奸定义为——“用暴力对身体进行的性侵犯,违背他人意愿侵入他人私人空间。”

但实际上,强奸犯未必对被害人使用了暴力。在密闭空间内,男性完全可以通过身材和力量的差距来对女性施加无形的压力。根据梅纳赫姆·埃米尔的研究,所有立案的强奸案件中,只有不到1/5的罪犯使用了危险武器。强奸犯看似没有使用身体暴力,但女性因为身处孤立无援的封闭空间、独自面对更有力量的男性、真实地感受到了生命受到威胁而不得不为了自保作出妥协,但这并不代表女性对性行为的同意。

在老师与学生、家长与孩子等信任关系中,拥有权力的一方完全可以利用威权地位而非暴力,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进行强奸。而受害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强奸。《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和作者林奕含的亲身经历便是很好的例证。

另一个广泛的对“强奸”的误解是,“强奸”是多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一时冲动”。但实际上,强奸并非完全的非理性冲动,而是有预谋的恶意行为。在强奸案中,熟人强奸才是最普遍的。罗翔老师在《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中写道:“绝大多数性侵犯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熟人强奸之所以普遍,是因为强奸是机会的犯罪,而机会总是频繁出现在熟悉的场景中。

第三个对“强奸”的普遍误解是,女性只有做出最大限度的反抗,才能证明自己对性行为的不同意,这种反抗包括但不限于衣服的撕扯、逃跑、身体上的反击等。但这首先忽略了男女在力量上的差异,高估了女性在密闭空间内做出激烈反抗并成功逃脱的可能。其次,它暗示了一种价值观,即女性的贞操价值高于生命价值,女性必须用生命去捍卫贞洁,否则男性被告人就不构成犯罪。再次,它也忽略了人类在极端的应激状态下可能出现的状况,比如吓得动弹不得、大脑一片空白等。

这些误解,根植于男性对“强奸”的臆想中,而女性作为强奸案的主要受害群体,她们的感受和想法却是长期被忽略、被漠视的。


战时强奸

强奸常常是战争的附属品,无数女性在强奸、性虐待、轮奸中饱受伤害甚至死亡,但战时强奸却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女人的感受在男性军队和男性统治者眼中并不重要。然而,当“被大规模强奸”可以被政治所利用时,利益集团便有可能出于利益需要而广泛宣传。因为掺杂了政治利益,所以这些事件时常不被历史学家所采纳,因为它们可能“有违事实、有待查证”。女性身体遭受的创伤,很容易沦为政治工具,也会因为沦为政治工具而不被相信。这使得战时强奸的研究困难重重。

本书引用了大量资料、花了大量篇幅来探讨战时强奸,这种探讨让我们得以穿过“强奸”的迷雾,认识它除了“性”之外的意图和目的。

战时强奸并不是只发生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某个特定民族内部、或下层社会的现象,实际上,它是广泛存在的。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士兵强奸越南女性;二战期间,德国男性强奸犹太妇女;亚美尼亚大屠杀期间,土耳其男性强奸亚美尼亚女性;沙皇统治下,哥萨克男性强奸犹太女性;西进运动和大边疆运动(the Great Frontier)中,白种男性强奸印第安女性,印第安男性强奸白种女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英勇的贵族部队和他们所率领的雇佣军,闲暇时都是让人恐惧的强奸犯……

对此,作者写道:“战争时代,强奸不分国家,不分地理,不分环境,四面铺开。”

一支纯男性的军队自然而然的会形成一种男权思想。战争,虽然打着正义的旗号,扯着胜利的大旗,但却在悄悄地向男性颁发强奸许可证。

本书作者写道:“古希腊人认为,战争时期的强奸是社会认可的行为,没有违反战争条例,勇士可坦然为之。所以,在士兵眼中,被征服的女人是合法的战利品,可做妻子、小妾、奴隶之用,也可作为奖品赠予他人。”

“战时强奸”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只是作为战争中“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存在。历史上,女性本就没有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她们一直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当她们的族群被征服时,女性也自然而然成了“战利品”,为胜利者“享用”。

作者写道:“征服者趁被征服者无还手之力之机,用强奸他们妻女的手段,来证明他们作为男性的无能。……征服者的强奸摧毁了失败方男人对权力和财产的残存幻想。这样,被强奸女人的身体变成一个正式战场,一个战胜国军队的阅兵场。”

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性”之外,战时强奸还有别的目的。

战时强奸可以彰显胜利方对失败方的占有,这个“占有”不仅包括财产、土地,也包括女人。通过强奸,男性向女性证明,“她们是可以被征服的”;通过强奸,胜利的男性集体向战败的男性集体证明,他们是失败的、无能的。

这两种目的,都昭示了女性身体的附加意义:女性的身体是财产、工具,是证明男性力量的客体。

而战争中的强奸之所以耸人听闻,是因为它的手段极为残酷,包括但不限于性虐待、轮奸等。这些行为,都偏离了正常“性交”的轨道,也无疑都有除了“性”之外的目的。

作者写道:“其实我在对战时强奸的研究中发现,往女性阴道塞棍棒,瓶子或其他物体,使女性致命的事件并不少见。”

这种行为,并非单纯为了满足性欲,而是通过伤害女性、侮辱女性,通过侵犯并侮辱受害人的身体完整性和私密性,来获得操控感和权力感。

轮奸,更是一种集体对女性的羞辱,它的目的在于以一种恐怖的手段压制女性,让女性在违反男性制定的规则或侵犯了男性利益后,遭受毁灭性的报复与羞辱,以此规训女性,让女性在担忧和恐惧中不得不遵守男权社会制定的规则。

作者写道:“在梦图鲁窟村(Mundurucu),孩子们会被强行送到教会学校,而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从学校逃走。如果一个小男孩逃离学校,他会获得众人同情。但是如果逃跑的是个年轻女孩的话,她逃跑时经过的第一个村子里的所有男人会将她强奸。……女孩子的逃跑意味着轻视男性权威,并将自身置于男性保护之外。”

男性制定规则,借此彰显权力。同样的,男性制定打破规则后的惩罚,也是为了制造恐怖、彰显权力。通过轮奸这种男性对女性的集体性凌辱,通过摧毁一个女性的身体和心灵,男权传达了一个信号,即女性是被统治者,她们要么乖乖臣服,要么被折磨、被毁灭。轮奸不仅关乎“性”,它更是一种统治的武器。

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中,被强奸的有尚未成年的女孩,也有垂垂老矣的老妪,她们无一例外,都沦为了泄欲的工具,沦为了一个性器官。

作者写道:“披着暴徒外衣的强奸者根本不管被害者是否“迷人”,这一点说明我们所理解的性魅力与强奸毫无关系。暴徒之所以强奸,是想炫耀自己的权力,满足自己的统治欲,因为他们把女性当做无生命物体拿来使用,这一点在男性中十分普遍。”

这种获得权力感、操纵感和统治感的目的,在审讯中也很常见。

作者写道:“传统上对女政治犯的折磨不仅包括强奸,还有五花八门的生殖器虐待。……例如1944年,德国士兵折磨并强奸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的支持者;1954年,法国空降兵折磨并强奸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领袖;1972年,南越军队审讯中心传出恐怖的强奸事件;同年,在阿根廷,女政治犯遭到强奸;在巴西,男女政治犯性器官遭到抽打、电击,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如“施暴者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6个月后,在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1973年,智利军人政府也采取了相同手段。”

从各个角度来看,“性”都只是强奸的目的之一、而非全部。书中探讨美国监狱强奸的部分,将再次强有力地佐证这个观点——性关乎权力,从“性”中,男性获得了操控他人、享受权力的快感。

在战争这面照妖镜下,人性通常都经不起考验。日常生活中被恪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这面照妖镜下,很容易土崩瓦解。

作者写道:“随着战争的深入,地理顾虑和民族顾虑渐渐开始被摒弃。参加战争并亲眼目睹同伴被杀死,人性会变得不可理喻。此时,所有军队、所有军人一心只想吃、喝、性交。”

战争未必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也未必是有希望的。面对一场随时可能牺牲的、无利可图的无望之战,战士们需要安抚。男性长官很容易明白士兵们的需求,这个需求便是“性”。

“性”毋容置疑是统治男性的一种有效手段,男性可以因“性”而稳定,也可以因“性”而疯狂、变得极具破坏力。性资源对男性统治集团来说非常重要。用宏大的目标给士兵洗脑的同时,统治集团也可以利用战败方的性资源来“奖赏”和“犒劳”战士。这样一来,统治集团就实现了对士兵两种维度的控制——既给他们灌输抽象的、宏观的目标,又给他们提供具体的、微观的“奖赏”。这无疑是男性统治集团维护军队稳定、忠诚的一种手段。

另外,也有士兵表示,参加集体强奸是因为害怕被嘲笑,他们只在身边有许多同伴时才干这种事。这正好体现了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的观点——战时强奸的目的是强化男人之间的连带感,让男性感到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避免被孤立。因此,除了“性”之外,战时强奸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强化士兵的身份认同和集体归属感,让他们成为分享特权的战友。


监狱强奸

本书对于监狱强奸的分析在我看来极为精彩,因为在一个纯男性环境中,看似已经不存在对女性的物化,也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欲望投射,强奸却依旧广泛地存在,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强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作者写道:“海伍德·帕特森(Haywood Patterson)是美国最着名的斯考茨波络强奸案的主要被告,他在自传中大胆描述了40年前监狱流行的性规则。……根据他的陈述,1937年他刚到阿拉巴马的亚特莫州立监狱农场,就面临一个事先已经安排好的选择:要么屈服于年长的囚犯成为‘男孩情人’,要么变成‘色狼’保卫身体的完整性。在25岁的帕特森看来,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他说道:‘如果真的要选择,我要做强奸别人的人,我永远是男人。’”

与施行战时强奸的部分士兵心态如出一辙的是,海伍德·帕特森强奸别人的出发点也是确认男性身份,获得身份认同,而非仅仅为了性。

在男性监狱中,强奸受害者通常是小孩,他们男性特征不明显,且总是选择沉默。帕特森在自传中写道:“在亚特莫监狱,15岁少年必定摆脱不了成为男孩情人的命运。”

这种对男童以及男性特征不明显的男性的强奸,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身体的侵犯,部分男性获得了对他人的控制权,借由这种控制权,他们建立了一个弱者在下、强者在上的等级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监狱只是人类社会的缩影,“性”只是在监狱中确认等级制度的为数不多的工具之一。归根到底,强奸还是指向了权力。

而利用“性”施行控制的,并非只有监狱中的“强者”,还有监狱的管理者。

帕特森相信,监狱方容忍甚至纵容监狱强奸,因为这么做“可以帮助他们管理犯人”,尤其是有‘魔鬼’之称的囚犯。他们相信,如果这些魔鬼有了男孩情人,就不再滋事,更不会杀害狱警或企图逃跑,他们会努力工作,像有事做的男人一样。

这与男权社会利用女性来对男性进行维稳、利用敌方女性来对男性士兵进行维稳的手段异曲同工。男性统治集团牺牲弱者的利益,用弱者的“性”来稳定那些极具破坏力的不安定分子。

通过分析监狱强奸,我们会发现,监狱是个小社会,它与军营、甚至与整个男权社会,都有着类似的运行机制。在这里,有制度、有等级、有凌霸、也有同谋。通过“强奸”,强者宣告对弱者的羞辱与征服,借此彰显权力。长此以往,这就成了监狱根深蒂固的生存法则,个人在其中只有两个位置——“强奸”与“被强奸”。扩展到整个社会,那便是“统治”与“被统治”。


制度性强奸

在制度性强奸中,“强奸”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作者举了美国奴隶制的例子。“当时,为使奴隶制得以延续,获得效益,黑人妇女的性完整遭到蓄意蹂躏。……奴隶制度下的强奸不仅仅是偶然的暴力手段,它是一种制度性犯罪,是部分白种男人为获取经济利益和心灵满足而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黑人妇女对奴隶制度事关重要,她既是劳动者,又是生育机器。她的身体完完全全属于白种主人,无权自主。……生养小奴隶是某些女奴的专职工作。”

女奴被描述为“专业产仔女人”(Breeder women)、“生孩子的女人”(breeding women)、“太老不能生育”以及“不会生养的女人”等。奴隶的孩子,无论是纯种黑人还是黑白混血儿,一旦长到6-8岁,便开始干活。

这种制度性强奸,确保了白种男人对黑人的支配地位,确保他们可以任意支配女奴的身体,并拥有源源不断的奴隶。

在这种赤裸裸的“制度保障”中,“强奸”的目的暴露无遗——“强奸”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借由对女性身体的控制,进而宣誓权力、控制怀孕、获得人口、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


被强奸妇女的处境

被强奸的妇女无疑是性侵的受害者,但长期以来,她们的处境却非常糟糕。

过去,女性只是男性的财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她们会被当成被损坏的财产,遭到厌恶和嫌弃。

这种现象曾广泛存在。犹太法师曾认为,被强奸的妇女是通奸犯,不能与丈夫同床共枕;在传统的孟加拉国乡村社会,强奸受害者往往不被社会所容;在西进运动和大边疆运动中,白人妇女在被俘虏期间充当印第安人的妻子,但获救后,如果她们承认与印第安人有过性关系,就会受到白人社会的耻笑、挖苦,还会被丈夫或未婚夫视为失贞女人抛弃掉。

如果想摆脱这种不幸命运,女性只能嫁给强奸犯。

在中国古代,“强奸”被称为无夫奸,男女双方都要受到刑事处罚。但是,如果男方愿意与女方结婚,那么双方都可以免于处罚,因为结婚解决了家庭财产受损的问题。这种判决在中国古代很常见,甚至会被传为佳话。

如今,在中东等女性地位低下的地区,被强奸的女孩的家人也会把女儿嫁给强奸犯,以此保住家族的名誉。

把“被强奸”视为女性“不再纯洁”的陈旧观点,实际上是把女性身体当成了“纯洁”的容器,这背后,是男性想要借由控制阴道的唯一进入权,进而控制生育、控制后代。

长期以来,“纯洁”都是控制女性的武器,它要求女性婚前守贞,要求女性视贞操高于生命,也要求女性在遭遇强奸时苛责自己。但我们要认识到,“纯洁”是基于男性控制生育和独占交配权的需求,是男性强加给女性的。

性行为是女性的权利,是女性的个人选择。女性有权利享受性的愉悦,也有权利拒绝一切自己没有性趣的人。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理应属于自己,而非属于某种男性统治逻辑强加的“观念”。


男性颠倒黑白的能力

在认清了强奸中除了“性”之外的目的后,我们再回头看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强奸”的错误认知,很难不被男性颠倒黑白的能力折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女性被强奸后,社会总是清一色地审视受害女性的穿着、行为、性史等,绞尽脑汁寻找“她活该”的蛛丝马迹,仿佛男性都是无欲无求的天使,女性才是把他们拖入地狱的魔鬼。这实际上是男性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抛出的烟雾弹。

男性隐遁起自己的权力欲、控制欲和通过“强奸”获得的同性身份认同,转而把“强奸”的原因归咎于女性,这正印证了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的说法——“将原因转嫁到被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贯手法。”

战争中,军队也会把“强奸”行为转化为“嫖娼”行为,让受害者承担后果。但看似主动的“卖淫”,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迫的,比如越南战争期间,向美军卖淫,是数以千计的越南女性唯一的谋生手段。

这样的“转嫁责任”并非只针对女性,连弗洛伊德都曾自顾自提出过孩提性幻想理论——童年被骚扰的讨厌经历是孩子幻想出来,他们借此抵御自己的生殖器愉悦以及想与父亲睡觉的邪恶念头。

类似的理论直到20世纪30年代依然有广泛的市场。作者写道:“一个后续研究提出假设,在许多案件中,‘很可能是孩子利用了自身魅力扮演了引诱者的角色,强奸者是无辜的。’”

这些胡编乱造,不仅是出于男性极度膨胀的自信心,也出于男性群体对强奸犯强烈的共情。

作者写道:“法国宗教战争期间,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常常扯着上帝的旗号,谎称是上帝的恩赐。”

男性动用神话、宗教、心理学、社会学等各种武器,颠倒黑白,为“强奸”正名,把“被强奸”说成是受害者的问题,甚至嚣张地号称——“没有哪个女人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强奸的”,暗示是女人想被强奸。他们更愿意将强奸看成是女性的问题,而不是由扭曲的男性侵略哲学引起的社会问题。

但这种急切的洗白欲望,恰巧证明了男性在强奸问题上是有罪恶意识的,他们知道这个行为的意味,所以急切地想要掩盖、扭曲、颠倒黑白。

而与对强奸犯的共情同样强烈的,是男性对被诬告强奸的恐惧。

16世纪,黑尔爵士(Hale)有一句着名警告:强奸是一种很容易被指控但却很难被证明,而被告也很难抗辩的案件。

强奸之所以难以抗辩,除了它时常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外,还因为男性为强奸案的控告设置了重重障碍。

首先,在传统社会里,男性把女性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之中,剥夺她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利,把女性排除出警察局、律所、法庭等领域,让女性在遭遇创伤时不仅得不到女性专业人士的帮助,反而要被难以理解女性、难以对女性产生共情的男性询问、侮辱、嘲笑甚至拒绝;其次,男性制定了有利于男性的法律,增加女性控告强奸的成本,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陪审团需要审查原告女性的性史,以此判断她的话是否可信,这样的刁难和二次伤害,让女性不得不“知难而退”。

设置那么多障碍,源于男性对“被诬告”有强烈的共情。一旦社会出现强奸案,总有声音质疑那些自称受害者的女性是否是事后反悔、是否是仙人跳等。

但在《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中,罗翔老师指出,“美国有研究表明,性侵犯罪的虚假报案率从来就被高估了,只有5%的强奸案是虚假的,而其他案件的虚假报案率则是2%,这并不比其他案件多多少。而且,如果使用女警察的话,就只有2%,最近的调查也支持2%的虚假报案率的结论。”

性侵案的诬告率并不比其他类型的案件多多少,但它的举证却困难重重。直到近代,女权主义兴起后,法律才逐渐放弃“最大限度反抗标准”,开始采用“合理反抗标准”,只要求女性在被强奸过程中做出合理反抗。但即使如此,受害女性要在刚刚受到身体和心灵侵害后迅速验伤、保存证据、接受警察反复的细节询问,本身就是对女性控告强奸案的一种强有力的劝退。

男性统治集团强大的颠倒黑白能力,使他们可以把“侵犯”说成是被害人“行为不检点”;把强奸犯的侵犯行为,说成是“被诬告”;把男人的强奸冲动,说成是“女人等着我去强奸”、“女人诱惑我去强奸她”;男性甚至会把战时强奸说成是“上帝的恩赐”。

总之,是非黑白,全凭他们一张嘴。

但这些颠倒黑白,却是矛盾重重的。

举例而言,男性把对女性的统治,包装成女性之间的“雌竞”,让女性忽视那个真正统治着她们的权力,转而互相攀比容貌、“自相残杀”,就如同研究奴隶制的肯尼思·M·斯坦普(Kenneth M Stamp)所写:“为了服从主人的无上权力,许多奴隶彼此对立。”

但实际上,自然界中更广泛存在的是“雄竞”而非“雌竞”,雄性动物需要通过美丽的、健美的外貌获得雌性青睐,进而获得交配权。可是,这种自然界的现象,到了人类这里,却被男权包装成了“女人天生爱美”,实在是荒唐。

这其中的一个巨大漏洞在于,男人总是以动物界中母亲会更多地照顾幼崽来论证“女性天生有母爱”。但是,且不说动物界里也有母亲吃掉自己小孩或父亲照顾幼崽的例子,即便这个“从动物推断人类”的逻辑真的成立,那么,为什么动物界普遍存在的“雄性外貌竞争”,到了人类这里,却成了“女人天生爱美”?如果“以动物来推断人类”的逻辑不成立,那么,女人那“天生”的母爱又从何而来?

男权社会用种种前后矛盾、颠倒黑白的说辞忽悠女性、欺骗女性、进而控制女性。不过,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自我意识的觉醒,许多胡说八道也就慢慢被识破了。


对强奸和抢劫的双标

作者关于强奸和抢劫的分析尤其引人深思。

她写道:“抢劫受害者无需证明自己反抗过抢劫犯,这一点毫无异议,而且人们也不会因受害人把钱交给了抢劫犯就推断他们“同意”这种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不是犯罪。确实,警方常常会建议守法公民在遇到抢劫时不要抵抗,要耐心等事情结束,然后向相关机构报案,把一切交给法律处理。事实上,在如今这个年代,成功反抗抢劫是英勇的行为。”

“抢劫和袭击的受害者不需证明自己反抗过,……因为法律认定,除非出于慈善和喜爱,否则一个人不大可能愿意交出自己的金钱。法律同样认定,没人愿意忍受残忍的殴打、施加于身体上的伤以及永远的残疾。但是,强奸及其他形式的侵犯受害者就必须证明——她们反抗过,她们没有同意,她们的意志是被不可抗拒的暴力和恐惧击败的——因为法律从来没能令人满意地将双方需求的性行为和强迫性侵犯区分开来。”

这说明,法律默认保护公民的财产,默认个人不太可能交出财产,也不太可能为了保护有限的个人财产而甘愿冒着被殴打甚至被杀害的风险。但是,法律却在裁定强奸时,要求女性反抗、反复表达不同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与强奸犯搏斗。它仿佛默认女性渴望性交,默认女性缺乏对自己身体的主宰意识,默认女性不可能为了生命安全而暂时向强奸犯妥协。这种逻辑简直双标到令人发笑。

在罗翔老师的《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中,同样提到了抢劫与强奸的相似之处:“性作为一种个体可以控制的利益,虽然不能和财产完全类比,但至少要获得和财产一样的尊重。既然法律禁止使用暴力、胁迫、敲诈、窃取、欺骗的方式侵占他人财产,那么使用类似手段攫取他人性利益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妇女因为感性过多理性不足,而不属于哲学上的人,她们必须依附于男性。从这种定义出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女性和孩子都是父亲的私有财产,对他们的保护,也仅仅是基于对父亲财产的保护,而非对独立的“人”的保护。

作者写道:“汉莫拉比法典提过:‘了解’女儿的男人(即乱伦)只是被驱逐出城市,而强奸另一个男人的女儿会被依法处死。……父亲强奸的禁忌被更强大、更古老的禁忌,即外人不可以介入父亲的绝对独裁所取代。”

直到近代,强奸才被认为是对人生安全和自由意志的侵犯,人们才逐渐从女性角度,了解到强奸对人身心的巨大摧残。

对“强奸”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看清男权社会的逻辑和本质。强奸是一种行为,但更是一种武器,它不仅关乎性,更关乎权力。通过强奸,强奸者确立了等级秩序,确立了自己对被统治者的绝对权力。

而解决强奸问题,从来不该是规范女性的穿着和行为。那些打着“为你好”的名号要求女性穿着保守、不要深夜出门等行为,实际上是在阉割女性的权利,为女性塑造恐惧,并提醒女性不遵守行为准则的后果。

在强奸案中,不论受害女性拥有怎样的性史,都不该被追究和否定,不是“完美受害者”,不妨碍她是“受害者”。强奸案的过错永远都在于施暴者,而不是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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