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天水青年作家王选新作《最后一个村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新青年”书系之一。
《最后一个村庄》，全书22万字，用28个精彩故事，讲述了西秦岭山脉中一个叫麦村的小村庄，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期间，一户户人家日渐于村中消失的故事，同时，也描绘出39幅深刻、感人、哀婉的底层群体众生相。
该书一经面世，便与余华《文城》、铁流《靠山》、徐则臣《无法返回的生活》、加拿大国宝级作家法利·莫厄特《鲸之殇》等海内外着名作家作品，共同登上文学好书榜6月榜单。据悉，文学好书榜由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下属40余家专业文学出版机构联合推荐，经各社社长、总编辑投票，精选出本月最新文学好书24本，每月定期权威推荐。
日前，记者就《最后一个村庄》的写作意义，与作家王选展开对话——
对话青年作家王选：
看见了“最后一个村庄”，我们在乡土重建中才会行以致远
胡晓宜：王选好，祝贺《最后一个村庄》出版。那天看到你在朋友圈幽默了一句，终于有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了，我觉得此话应该也反映了一种事实，你对这本书的用心及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对吧？
王选：谢谢胡老师长期的关注和扶持。
在书出版过程中，编辑说很厚，可否删减，我翻了一下书稿，里面人物互相牵扯，难以取舍，遂作罢。样书寄到以后，才发现真的很厚。厚，一是字数相对较多（出版字数26万字），二是书的质量很好。于是开玩笑说“可做枕头”。
关于用心，其实我的每本书都是用心去写的，绝无取巧之心。而《最后一个村庄》亦然。它所写的内容，值这么一个体量，也只有这个字数，才能完整表达我的想法。我个人感觉，《最后一个村庄》这本书，我写得很扎实，也很踏实，能对得起我的读者。
胡晓宜：这几天翻读《最后一个村庄》，感觉每篇文章标题都很有特点，均来自当地小曲和歌谣，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王选：民间产生的东西，如山歌、儿歌等，有无穷的魅力和价值，都是祖祖辈辈，用时光和生命反复打磨出来的，甚至有些在无形中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我曾说，我愿用我的几十万字换那百余个字。
但现实是，随着时间流逝和社会变迁，好多民间歌谣随着老一代人的故去湮没于人世，让人极为可惜。在《最后一个村庄》中，我试图用文字形式，将其留存下去。当然，我留下的仅是沧海一粟，还有很多很多，已无从寻觅了。此外，我调用这些歌谣，也是还原故乡麦村的本来面貌，歌谣和炊烟一样，是故乡不可或缺的部分，你看到了这些歌谣，就看到了属于故乡的心跳。它不同于江南，不同于塞北，不同于高原，它是秦岭余脉处，群山皱褶中的一部分。
胡晓宜：我在读的过程中发现，选取这些歌谣时，你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寻找每一首内容里，最贴合所写这户人家及最符合故事情节的歌谣，对吧。
王选：是的，让歌谣和我所写的故事融为一体，或者说，你读完了一个故事，回头再看开头的歌谣，发现这首歌谣，已经把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结局包含在里面了。
至于每篇文章的标题，我也是有意为之，没有单独再起，直接用了歌谣的首句，我想这一句应该能概括这篇文章。另外也是一种创新，其实就是没有标题，好比足球比赛中的无锋阵，宋词不就只有词牌，没有标题吗？
胡晓宜：你的叙述得到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楚的肯定，他认为你的写作打破了小说散文和非虚构的界限，是在为西秦岭山脉中一个小庄麦村塑形立传。而我在读的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感受，起初当小说读，后来又觉得是真实叙述，我想知道对这个文本，你自己怎么看？
王选：这就又谈到了文体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怎么写和写什么。我想文体是为内容服务的。什么样的内容，决定了什么样的文体。好比人穿衣服，人的长相、气质等，决定着穿什么衣服好看。
在《最后一个村庄》写作过程中，我觉得用小说、散文或者非虚构任何一种单独的文体都不太理想，那我就综合起来写。文本架构是采用小说的写法，而情感则是散文化的，所采用的素材是非虚构的。如果要定义的话，就叫跨文体吧。我只是觉得这样写，更能表达我，更适合这本书。写成以后，它似是而非，它模棱两可，甚至它难以界定，我觉得挺有意思。为什么非得要给所有的书清晰划界一种文体呢？就好比，为什么讨论一个人的外貌就非得用漂亮和丑陋呢，他就不能长得独特一点吗？
胡晓宜：据我所知，目前在同类题材创作上，天水作家阎海军也具备一定实力，且在抒写村庄领域也有了自己明确的写作方向，你觉得在讲述方式上，你们各自优势在哪里？
王选：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难度很大。
当然，阎海军是很优秀的非虚构作家，特色是其在乡土写作等方面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
我想我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一是对底层的持续关注和抒写，二是同样的悲悯情怀。至于各自的优势，这个我想读者自有认知。
胡晓宜：事实上，《最后一个村庄》尽管抒写的是一个个普通村庄的日常和黄昏，却也是乡土大地上万千村庄的横切面和断代史，那么，村庄这个词，这么多年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王选：对于乡村，或者说，对故乡的感情，我觉得是变化的。幼时，不知山外天地，故乡就是整个世界。后来，少年时分，立于山顶，远眺群山绵绵，总想着离开这大山，去开阔处闯荡。后来，真是离开了，却又有几分不舍，而能回去的时日也不多，故乡就成了一根线，用亲人、乡亲、节日和回忆牵扯着，而故乡的印象，也似乎只有春节期间的白雪皑皑和红对联，至于春花、麦浪、秋实，则没有了。而如今，故乡是一味药，苦涩，但能治疗乡愁。
故乡是回不去了，回去又能干什么。即便回去，也不再是旧时光景，那些乡亲或眠于黄土，或流落人间，徒增感慨。
胡晓宜：这本书大概写了多久，抒写过程中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书中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王选：写完城中村的两本书以后，我就开始写这本书，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天难以做到都写，但每周都会坚持，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完成书稿。在写作方面，我还算比较勤快，也不敢懈怠。写作跟种地一样，不敢带有丝毫马虎之心，人哄地一次，地哄人一年。
书稿写完，距今已有些时日，如今倒是忘了当初是何等状态。或许就一个字——写，不用考虑何时写完，也不用考虑写完以后，照着自己那个朴素的计划写下去。
这本书的文体难以界定，大家也好奇，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在书中，有虚构，也有非虚构，非虚构的那部分，就是我或者我们的影子。
胡晓宜：应该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我们也无时无刻不身处故事之中，那么，作为一个爱讲故事给大家听的人，你觉得怎样才能讲好一个故事。
王选：每个人确实都有故事，但大多如行云流水，而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或许需要的是生活中的“事故”。怎么才能讲好一个故事，这个很考验人。同样的故事，有人讲得昏昏欲睡，有人讲得惊心动魄，这就是讲故事的方法了。写小说的人，都在研究这种方法，一言难尽，且各有不同。与我而言，我想到一个词——营造，跟搞古建筑一样，匠心营造一个故事，当然，有匠心且不可有匠气。
胡晓宜：在《最后一个村庄》中，你的每一篇故事，单独成篇，但又互相交织，成为整体，说说这样写的初衷？
王选：这本书里，28个故事，其实是28个家庭。我试图用这20多万字为普通的中国乡村家庭立传，写一个个家庭的变迁和沉浮。在村庄形态里，它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它是基本单元。作为个体的人，也是融于家庭而生存的，并非独立于家庭之外。在我们的大多数写作中，我们重视人和村，但却忽略了家庭这个最基本的部分。如果家庭不存在了，那作为个体的人，则无依无靠，作为一个村庄，则如同大树失去枝干。
在这28个故事里，我都在回答“他们都去了哪儿”，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答案。而答案的结局则是，他们都消散于大地之上，以28种不同的方式。
同样，这一户户家庭的消散，也是包含着风俗、道德、节气、传统和秉性、生活方式的消散。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把那些远逝的往事、乡亲、习俗等永远留住。
胡晓宜：作为长期关注底层并大量抒写乡村的青年作家，这条路是否会坚持下去，你的文学路还很长，近期有什么打算？
王选：这几年确实写了大量乡村题材的作品，但这也在我的计划之中，用两本书的体量给生养我的大地一份回报。这两本书已经写完，其中一本就是《最后一个村庄》。目前，对于乡村我能写下的大多都写了，以后或许不会这么密集了。
而对于底层，我会一直坚持抒写，这是我的根，我的责任。我无法做到写尽我们底层群体的悲喜，但我要用文字拨开生活的苦涩之壳，让我们看到光亮，哪怕很微弱。
最近写了一个小长篇，12万字，快结束了，是关于精准扶贫的一个故事。
胡晓宜：其实不管什么题材什么故事，最终我们都是在写“人”，主旋律创作也同样可以深情动人，就如同最近全民在追的热播剧《觉醒年代》。最后，我们还是来谈谈写作《最后一个村庄》这本书的意义吧。
王选：《最后一个村庄》，它是一种虚指，是文学意义的“村庄”，是某种虚构。村庄会长期存在下去，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我相信村庄定会变得更好。这本书，写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这三十年之间的故事，也就是我所生活的乡村年代，这期间，大量农村人口流失，村庄出现了很多“症状”。这种“症状”，既是物质形态的，也是精神形态的。
胡晓宜：“最后一个村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指传统的、故去的村庄，那个记忆中的村庄，也是人们的精神原乡。
王选：是的，面对乡村现状，这些年，国家实施精准扶贫，乡村从硬件和物质等方面有了很深刻的变化，那种“症状”得到“治疗”。而乡村振兴是另外一剂“良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个方面将会得到振兴，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新的、别样的乡村，值得期待。
我想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一是某种缅怀，对故土、故乡、故人的回忆和惜别；二是一种留存，如同一帧照片，让以后的孩子，知道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曾那样在那片土地上生存过，爱过、恨过、苦过，也坚韧过；三是对去路的某种参照，只有知道了来路，才能走得更远，而来路就是那“最后一个村庄”，看见了“最后一个村庄”，我们在乡土重建中才会行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