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怎么处理“突发事件”的

　　如今，一些地方、部门，一旦有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是舆论引导、公关技巧，如果事件没解决好，多半会指责舆论引导不力、公关无方，而讳言处置不当。如此思维应对突发事件，实则是本末倒置。
　　
　　史上首家媒体诞生前，突发事件也时常发生。可那时官员手里压根儿就没有媒体，更谈不上舆论引导，相反，突发事件中的谣言、流言却可以满天飞，舆情形势和今天相比，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尽管舆情严峻，但妥善处突，历来就是各级官吏责无旁贷的第一责任，但他们处突靠什么呢？乱翻历史，能靠的办法，正是当今政府一再强调的，处置热点事件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
　　
　　北宋熙宁四年，《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东明县在试行过程中，因执行官员欺软怕硬，搞权钱交易，在确认群众免役权时严重不公，于是群众结伙向知县告状，可知县贾蕃拒不接受呈诉，于是事态开始升级。群众就聚集到开封府上访，可开封府也不受理，事态再次升级。上访群众掉头拥入王安石私宅，直接向宰相申诉。数百农民私闯宰相府，在当时绝对称得上耸人听闻！宰相的水平就是不一般，一般也当不了宰相，王宰相当即表态：尔等问题，定当妥当处置，务请各自回家！群众散去后，王宰相一边严令东明县迅速、公正解决问题，一边代表宋神宗，依法摘下贾县长的官帽。理由是不受民诉，引致京师喧哗，于是群众皆呼王青天！
　　
　　这起案例起码回答了两个问题：没有舆论引导或危机公关能不能解决问题？答案是：能！处突效果是否完美取决于什么？答案是：取决于为政者能否正视并解决问题！
　　
　　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农家普遍缺粮，连吃饭都成问题。云南省保山县县长李伟烈不顾民众再三恳请缓征和借贷社仓存谷的诉求，不仅封锁社仓不许借贷，还下令要查访民间储粮，由此引发乡民聚众闹衙。冲突高潮时，官民之间产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此事引起各方震惊，云贵总督舒常以六百里加急奏闻中央，中央立即降旨：一是对李伟烈革职严审；二是缓征并开仓借贷；三是待事态平息后，云南政府要查明为首倡议之人，即速严拿务获，从重办理。
　　
　　既然突发事件有事态升级快的特点，那么处突速度就绝不能迟缓，否则就贻误时机，导致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于是，在这起处突中，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请示上级、第一时间领导出面、第一时间解决诉求、第一时间严厉问责，然后等事态平息后，再严惩闹事的带头大哥。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待，此次处突表现出来的方法和技巧，也应有资格进入今天的处突教材。
　　
　　其实，古代群体事件的起因，与现在大同小异。除了天灾外，大多起因于政府行为侵犯了群众利益，如报灾要赈、求免税粮、反对科派勒捐、追讨工费等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
　　
　　当然，在过去官本位环境下，还时常会发生类似于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国法等事件，即弱势群体被官宦子弟或地方绅士欺压之事。那么，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古代官员是怎么处置的呢？
　　
　　明万历年间，就发生过一起影响非常大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如今的我爸是李刚事件跟它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如今的李刚是副局长，而明朝那个的李刚，竟是当朝万历皇帝的老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明万历时，书画家董其昌曾供职翰林，当过皇帝的老师，后辞官回乡，因其了不得的经历，地方官员对他趋之若鹜、毕恭毕敬。董其昌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当年我给皇帝当老师的时候此人才艺甚高但人品低下，种种恶行不胜枚举，受迫害的乡邻屡次向官府告状，但官府畏惧董其昌朝中有人，不敢过问。一天，董其昌的二儿子董祖常带着家丁，强抢一名叫绿英的民女做小妾，遭到村里群众阻拦。董祖常开口便是：我爸是董其昌！刹那间，多年积累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被点燃，最后，万余群众在若要活得好，先杀董其昌的歌谣中，将董府团团围住。董其昌不知退避，还从打行雇来数百个打手助威。于是冲突骤起，有人将芦席点燃抛到董家房上，董府全部化为焦土。董其昌一家因及时逃走，才幸免于难。
　　
　　事后董其昌分别向县、府、道、抚四级衙门告状，但巡抚王应麟私下认为，这明摆着是一起典型的因果报应，罪有应得事件，加之唯恐如真追查，会激起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于是王巡抚因势利导，采取了最能体现处突智慧的办法：虚张声势、外紧内松。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