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叔出小镇记

我至今记得小叔的模样。花衬衫,喇叭裤,长长的鬓角像钩子一样紧贴面颊,有时斜背一把吉他,在小镇的路上招摇而过小叔是出了名的时髦青年,80年代流行的东西,没有他不玩的。有一阵他迷上了霹雳舞,在爷爷的菜园子

  我至今记得小叔的模样。花衬衫,喇叭裤,长长的鬓角像钩子一样紧贴面颊,有时斜背一把吉他,在小镇的路上招摇而过——小叔是出了名的时髦青年,80年代流行的东西,没有他不玩的。有一阵他迷上了霹雳舞,在爷爷的菜园子里日夜苦练,踩坏了数棵矮脚青菜后,江湖有传言:龙王庙出了个霹雳舞王子。爷爷常埋怨奶奶,把小叔宠成了废材。
  
  我喜欢和小叔一起玩。他大我十多岁,不太像长辈,倒像个大哥哥。春天捉蚂蚱,夏天钓龙虾,秋天摸柿子,冬天偷塘鱼,很少有空手回家的时候。小叔告诉我,龙虾喜欢拌了猪血的蚯蚓,甲鱼最爱吃新鲜的猪肝。他咬着一根狗尾巴草,得意扬扬地走在田埂上。我拎着一铅桶的战利品,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像个快乐的跟屁虫。
  
  龙王庙路家的老幺,我奶奶的心头肉,小镇第一批浪荡子弟,我的小叔。
  
  我爸是镇上另一个异端。作为家中长子,又是南方饥饿年代出生的罕见的大个子,二十岁出头就长成一副四十岁的模样。恢复高考第一年,我爸考取了师范,是镇上唯一考上学的。小叔不像话的时候,我爷爷揍完,我爸接着揍,我奶奶不敢拉。所以小叔见到我爸有点怕,说长兄若父,大概就是这意思。有几次小叔在我爸那里挨了揍,低眉臊眼的,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过了一会儿,他悄悄用手肘捅我,阿去钓龙虾?我点点头,像一对难兄难弟。
  
  我爷爷的打算是,让初中毕业的小叔先晃荡两年,等他退休了,小叔顶替他进国二厂。我爷爷是八级钳工,老党员,据说要不是脾气臭,酒后爱打人,早当厂长了。新任厂长是他徒弟,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小叔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嘟囔,我才不去国二厂我要做生意。我爷爷放下筷子,做什么生意?跟阿福、塌扁头他们去深圳批点牛仔裤、电子表,不要太好卖!小叔眉飞色舞。你哪来的本钱?本钱嘛你借我一点啪!一记清脆的耳光。咣当一声,饭碗落地,像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号。
  
  我爷爷有充分的理由揍小叔一顿。国二厂的全称是县国营第二碾米厂,响当当的大厂,进厂就发两套工作服、一双翻毛皮大头皮鞋。逢年过节,整箱整箱的国光苹果、整条整条的大青鱼停在仓库里,等职工搬回家。
  
  在我爷爷看来,那些做生意的,跑单帮的,不过是暂时钻了政策的空子,国家早晚会回过头来收拾这帮投机倒把的。我爷爷坚信,个体户再有钱,不过是一时风光,国营大厂才是千秋万代的。
  
  那个下午,小叔給我钓了好多好多龙虾,一个铅桶装不下,我跑去同学家又借了一个。我喜笑颜开,说够了够了,吃到明天都吃不完了。小叔也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说再钓几个。
  
  第二天小叔没回家。我奶奶翻床头柜,发现少了一百八十五块钱。这不是小叔第一次离家出走了。这一回,小叔是跟阿福、塌扁头他们一起走的,先从镇北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上海,再乘绿皮火车去广州。还没出广州火车站,小叔的钱和证件全被偷了。还被人打伤。小叔偷偷溜出医院,扒上回程的火车,一路逃票回家。
  
  彼时腊月,天寒地冻。大年三十晚上,大家正围着桌子吃年夜饭,家里的狗突然狂吠。奶奶神色大变,摔下饭碗冲了出去,逮住了瑟瑟发抖的小叔。
  
  过完正月十五,爷爷提着木棍,把小叔赶进屋子。爷爷锁上房门,吩咐没我的话,谁都不许进来。屋子里传出鬼哭狼嚎,爹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我咚咚咚敲门,门不开。我又跑去拉奶奶,让她求爷爷手下留情。我怕爷爷把小叔打死了。
  
  奶奶坐着,纹丝不动。突然间,暴起一嗓子——打得好!回头一看,她满脸泪水。打你个年少轻狂,打你个游手好闲,打你个不辞而别,打你个没心没肺。
  
  后来,我爷爷拎一瓶泸州大曲、一条红壳子(牡丹)去了厂长家,一路上反复练习谦卑的表情。小叔提前进了国二厂,成了电工班的一名学徒工。每天一身黄灰色电工制服,骑着自行车,蔫头巴脑地跟着爷爷去上班,一路上不敢超过爷爷。小叔的主要工作是:换灯泡,给师傅递烟泡开水,帮师傅扶梯子,听师傅吹牛皮。就这样安分了一年多,小叔又一次消失了。
  
  传言满天飞。有人说他在上海城隍庙摆地摊,有人说他在珠海给老板拎包,更离谱的,说他加入了海南的黑帮,成了一名厉害角色。
  
  每次得到消息,爷爷奶奶都匆忙赶去,然后一无所获地回来。最远一次去了新疆哈密,只因为电视新闻里的一个侧影像小叔。不知折腾了多少回,花了多少钱,十几家报纸登了寻人启事,都找不回这个任性的儿子。
  
  有一天我去爷爷家。爷爷出门买煤球去了,奶奶一个人在家,桌上摆了一只鲜奶蛋糕。那时候的小镇,蛋糕还是个稀罕事物。我欢呼一声,扑了过去。等我大快朵颐,抹着嘴巴问奶奶,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奶奶笑了,今天是建国生日便宜了你个小鬼。
  
  十年过去了。国二厂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发不出来,工人只上半天班;老街上,显赫一时的供销社拆了,原址建起一座温州皮鞋城。
  
  关于小叔,有了些不好的传言。有说他在煤矿出了事,几十个人全部闷在井下;有说他死于黑帮械斗,尸体趁黑沉入海底。
  
  奶奶怎么都不信。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你小叔六岁时掉进河里,差点送了命。那天奶奶在纺织厂上着班,突然一阵心口疼。她说母子连着心,真要出事了,做娘的一定感觉得到。
  
  爷爷想起这个儿子就暴跳如雷,不是骂他没出息,有家不敢回,就是骂他没良心,赚了钱忘了爹娘。骂完瘫坐在躺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渐渐地,我才明白,爷爷的痛骂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安慰:情愿他是个孬种,情愿他忘恩负义,而不愿去相信更残酷的结局——小叔已经不在人世了。
  
  往年的年夜饭,桌上都会多放一副碗筷。从这一年开始,这副碗筷撤下了。
  
  有一次,奶奶招招手叫我过去,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屁颠屁颠跑去一看,是一张我和小叔的合影。奶奶笑着说,他们怕我多想,把你小叔的照片都收掉了。这张是我偷偷留下来的,你看看,那时你几岁。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我嬉皮笑脸地站在小叔身边,个子刚过他的腰。小叔穿一件皮夹克,歪着头,左手放我的肩上,像个好莱坞明星一样神气。大概是被抚摩过太多次,照片有点漫漶不清,像隔着无声的风雪。
  
  爷爷老了。他不再大声说话,不再发脾气,不再昂首挺胸地巡视他的菜园子,像个土匪头子一样用力地吐痰。他的躺椅放在那张世界地图前,一坐就是一下午。爷爷去世前,用力睁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瞳孔慢慢地散开。我知道,他已经看不见了。我多想在他耳边说,建国回来了。用一个弥天大谎,换他最后的安心。可是我没有。
  
  突然间,哭声四起。我也跟着哭了起来。我总觉得小叔会突然冲进来,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跪倒在爷爷的灵床前,哭喊着我来晚了。
  
  奶奶的手颤抖着,合上了爷爷的眼睛。从此绝口不提小叔。一场葬礼,宣告了两个男人的死亡。
  
  墙上挂着新拍的全家福,一大家子人簇拥着奶奶,祖孙四代,前后三排,站得密不透风,不觉得少了一个人。奶奶眯着眼睛,笑得很开心。
  
  前年除夕,我和爸妈回老家陪奶奶守岁。奶奶在爷爷的照片前点上三炷香,放上一碗他最爱吃的红烧鳜鱼。暮色昏黄,屋外的鞭炮开始此起彼伏。半夜,不知为什么醒了。我走出房间,看见院子的大门开着,零星的烟火,照着一个苍老的背影。是奶奶。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在等一个人。
  
  伫立良久,奶奶轻轻地合上了大门,没有插门闩。然后转过身,慢慢地,拖着那条痛风的左腿,走回房间。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我熟悉那些温情小说的路数。我应该蹑手蹑脚地跑出去,拉开大门,在门外弄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或者在门闩上放一个红包。第二天早上,奶奶会以为小叔回来过。
  
  可是我没有。